药铺垭私塾是朱德1892年启蒙读书的地方，是朱德青少年时期生产、-、学习的历史见证。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办起了“琳琅小学”，后改名为“药铺垭小学”，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校名。2006年，学校搬离此地，私塾恢复原貌。现有《朱德师生情谊》专题陈列展免费对外开放。

私塾义学遍城乡

私塾义学是封建时代书院的补充，在石屏的历史上仅仅存在了500多年，但却在文献名邦的长河中，打造出一颗颗金光闪闪的文化明星。

穿过时空隧道，走在明清时期石屏古老的街道上, 城乡闾巷间到处书声琅琅，文风浩荡。石屏兴文明，倡礼教，教育场所如春雨洒过的田野，百花灿烂，乐教好学的风气，弥漫了石屏城乡。石屏除书院外，地方教育尚有多种形式，私塾和义学就是其中两种较常见的办学形式。

石屏城区坝区多为明初中原来此屯军的军人后裔，他们受先辈“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影响，家里再穷，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子读书。他们认为“养儿不读书，犹如养个猪”，“与其盖新房，不如养个读书郎。”

于是，男人们靠走西头，肩挑马驮运来茶叶、盐巴、棉花等土特产品，女人则在家纺线织布，卖物换钱，供子读书。袁嘉谷先生在《异龙湖歌一百韵》中的“民俗安耕凿，土风敦义礼。家家机杼声，人人诗书契”就是这种土风义礼的真实写照。士民读书风气的浓郁，促进了教育场所私塾义学的诞生。据袁嘉谷先生主修的《石屏县志》载：“官聘之师，上者为书院山长，下者为义学师，然不如私塾之盛。”其教材多为《蒙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并重书法，多为私人设馆教学。

石屏文教盛衍，私塾甚多，最早始设于明代中叶，这些私塾遍布城乡。城区有丁斗南家塾、王家圣家塾等较为有名。乡下以古柏山房较出名。古柏山房在宝秀赤瑞湖东南边，张本寨东南土地庙侧，明崇祯初年张一甲读书处，其后子孙等皆在此攻读，曾有“张汉夜读”与“龙孔书声”的神奇传说。城南郊冒盒村的聚星馆，也为私塾之名称。清康熙初年孙申之、孙颖父子授徒于此。经30年，生徒200余人，康熙乙丑科（1685）翰林许贺来，癸巳科（1713）翰林张汉等俱出其门。朱家花园私塾，为清代石屏朱氏私塾教馆，以至朱家人才如雨后春笋。明清两代，朱氏共出进士六人，其中翰林二人，众口皆传的“一家同榜三进士”就是讲清道光己丑（1829）科，朱淳与朱家学、朱丹木两叔同会试，共殿试，三叔侄同时金榜题名。且朱淳高取二甲第一名进士，获“传胪”之称，创下了云南一家同科三人考取文进士的唯一纪录，震惊全省。据有关资料载，明清两代石屏先后有15个私塾。石屏教育在明清两代主要以私塾为主，这些私塾为私人行为，学生需缴纳一定的学费，以保教师生活之需。清代，还有一种被称为“义学”的教育形式。这是一种免费的私塾，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石屏义学，兴于清初。据续《康熙石屏州志》载：“石屏州旧无义学，康熙三十六年（1697）知州张毓瑞新建于文庙明伦堂左，延师训诲，捐俸供给。于是，州人子弟贫而无资者，得专志向学，弦诵之声加于往昔矣。”清代石屏所设义学，经费皆由官庄内列支。据《石屏县志》记载：城内有尊经阁义学，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设；乡下有宝秀秀山书院义学，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五郎沟义学，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海东义学，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于海东三官庙内；龙朋城义学，清康熙二十年（1681）设于龙朋里关圣庙内；旷野义学，清雍正九年（1731）设于旷野（今羊街已划归建水县）玉皇阁内。以上六处义学，每年共束修银66两，于官庄内开销。官庄租谷66石（每石折银一两），茶米俱官纳。

这些义学，为石屏清代官办的学校，布于石屏城乡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使石屏各地方的百姓子女，都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私塾、义学这种办学形式，遍及石屏城乡，是书院教育的补充，为科举时代培养人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是石屏明清两代1个状元，15个翰林，77个进士，640名举人之根。他们青少年时的受教条件十分简陋，但他们靠刻苦的毅力登书山、跨学海，走出私塾义学，去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一带的学子拼搏，在科举的道路上蟾宫折桂。从明永乐年间涌现第一个进士到清末废除科举约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石屏的私塾、义学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竖起了一个个闪光的里程碑。

本文内容采摘于《话说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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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解放前的中草药店铺

辛亥革命以来，西医、西药虽早已传入沙市，但其地位和作用，则亚于历史悠久的中医、中药。即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医、中药仍是保护沙市城乡人民健康的主要支柱。1936年沙市从事卫生业59户中就有45户中药业，占76.27%，营业收入金额亦占78.19%（302，952元—法币）。1950年统计，从事中医中药的人员仍占54.5%（61人）。

一、中药店铺的性质和管理

中、草药店（铺）具有济人和盈利双重性质。即以救死扶伤为宗旨，通过药品商价，药店主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我国医药界视治病救人为美德，成为优良传统。二十年代末，“沙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在公会宗旨中宣称：“本业规以维持增进公共之利益，维护顾客安全、注意卫生，一律须用上庄货色，不得以劣质品充代。”警告同业不得“故意抹零少尾”、“不得设计招揽”，相信“果能同心同德，庶可济已济人，不但本业交易可望振兴，即与病家卫生亦极关赖”，发誓要恪守会规，否则遭“雷击火焚”。

解放前之中、草药店虽无繁浩之书文榜示管理，但都有自己的店规。几乎所有中药店内都悬挂着“遵古炮制”四字匾，表示他们的店堂行轨都是继承正统的。

“抓药”，是所有中药店铺最基本的工作。店主对“抓药”管理得相当严格，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病家的生命安全和药店的声誉。病人一个药单上柜，店主人（或雇员）必须毫不拖延地按方剂中标定的份量一味药一称、一包，绝不允许混合总称或估量。单子抓完，逐包核对无误后，连药代方交付病家。有的小药店如缺药，店主人便让病家稍憩，自己则从“后门”出去到大药店配齐，不允许滥用代品。

二、六种形式的中、草药店铺

现有资料查明：自1949年上溯到1912年，沙市共有72家中、草药店铺，其中25家纯为草药铺。72家中、草药店可分六个类型。

1.前店后厂（作坊），批发零售兼供。资本雄，影响大。此类药店有如“恒春茂”、“同春合”、“义成昌”、“大顺生”、“同仁”、“天庆”等。

2.以零售为主，兼供小量批发。此类药店有如“春生堂”、“兴茂源”等。

3.专供零售，且以饮片、药酒见长者如“杜同兴”、“麟兴伯”、“寿生春”、“提明堂”、“老鹤龄”、“同寿堂”、“天吉生”等。

4.以医代药或以药兼医的药店。此类药店的共同点是店小、资本少、门面简陋。有父子店者、也有夫妻店。一般都不在闹市，多数店只能维持生计而已。但也有个别出类拔萃者，如“三徐”药店。

5.草药店：多系自采生药，用于跌打损伤。店主人擅长武功拳术，江湖色彩较浓，如张渔浦、陈少波、徐仲珊等人。

6.专售高级补品的药店：如“阜康参茸号”。

除以上六个类型外，还有纯属贸易性质的药材行。如“大兴隆药号”、“陶德盛”、“裴大兴”、“乾泰”等药材行。

三、沙市中、草药店铺的分布

解放前72家中、草药店铺分布在上起白云桥，下至青龙观，西临堤上，东抵太师渊的二十八条街、巷内。东、南、西、北、中，形成了一个自然防病治病网，集中在闹市区的中山路有7家，三民路（现解放路）12家、中正街（现胜利街）8家。草药店多集于便河西街和南街。72家中一人经营两店的有邓子义所开之“恒春茂”（胜利街）、“同春合”（中山路）；张济普的“春生寿”和“寿生春”；陈范武的“老鹤令”（新沙路）、“春鹤堂”（胜利街）；“义盛昌”和“义成生”为嘉鱼人李玉华兄弟分办；而“杜同兴”以同招牌在中山路、民主街和解放路三处设店。“三徐”药店集中在胜利街自己住宅内。

四、几家中药店简介

恒春茂

民国恒春茂药店仿单

“恒”店是邓子义（沙市人）在1870年（清光绪5年）所办。因雇员多系咸宁人，沙市习惯称“恒”店为咸宁帮。

“恒”店开办之前，沙市已有“天祜堂”小药店。店主是司甫成、司芝成兄弟二人。邓子义从荆门迁居沙市后、家小人等患病均在“天祜堂”抓药。可能是邓受了“天祜堂”的冷落才决心自己开药店，邓开办时店名叫“恒春堂”，与“天祜堂”仅一墙之隔，即此，可见其用心之良苦。之后，邓又从荆门蛟尾聘一名叫文晋夫的中医来“恒”店坐堂以扩大影响。不久，“天祜堂”果遭垂败，司芝成成了“恒”店坐上客，为邓管理店务。“恒”店业务日益发展，声势大振。1903年（光绪28年），南京人陶德盛之药店亦衰败，陶将其财产全部作价售邓，陶德胜本人也成了“恒”店之雇员。

“恒店”鼎盛时期在店人数曾达到130一140人。前店后厂，批发零售、驰名长江流域及鄂西北山区一带。“恒”店常年派员或委托当地药号在重庆、汉口、上海、湘潭、常德、贵州、湖北长阳等地收购道地药材运回沙市，又批发、行销至湖北、湖南的十八个县。其中江陵、松滋、公安、荆门四个县的全部药材均系“恒”店供给，枝江、石首、当阳、潜江四个县向“恒”店购货量占70%；钟祥、宜都、远安、监利四个县占50%；另宜城、南漳和湖南华容、益阳、汉寿三个县每年均在“恒”店进货3一4次。恒”店每年赢利高达十万元。

“恒”店之所以久久蜚名，百年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能启用懂行人管店理事，广罗制药能匠。不少当年的药徒，如今已成为经验丰富的中药师。二是有一套完整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经营管理与技术管理）。如购进药材必须是上庄货，药材品种必须齐全，即使是常年难销之贵重药，象熊胆、紫河车一类“细货”，也有一定量的储备，随时满足病家的需要。炮制膏丹丸散，除配料选上承货外，严格掌握加工技术，遵古炮制，绝不允许“叛经离道”。

“恒”店的“看家”成药产品很多，如“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八宝光明散”等均风行全国各地。三是注重优质服务，取信于病家，药单子抓好后有专柜检查核对后方交付病人。凡需要临时灸、炒、辗、切的单味药均及时送至店后或当堂制好。为此，“恒”店颇受市人信赖。

1956年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恒春茂”由公私合营过渡到“沙市国药公司”，1980年仍正名为*恒春茂”。

杜同兴

民国 杜同兴药店仿单

杜同兴药店是河南省博爱县杜姓约在清嘉庆四年（1799年）时来沙开设的。开办时规模很小。开设人叫杜继雨（称杜老二），自此父兄相传至解放时主事人为杜义先（称杜十二）。杜同兴药店饮片质量好。特别是药酒，如“虎骨酒”、“佛手露酒”、“五加皮酒”等，“佛手露酒”远销到上海。“杜”之“看家”药为“附桂紫金膏”，治风湿、腰腿酸疼，鄂西北诸省均来此店进货。此外较著名的还有丸药如“十全大补丸”，“六味地黄丸”等。抗日战争前，杜同兴仅在中山路设一处，沙市沦陷，房屋被炸毁，店主人逃离。“杜”店由朱秀严管理。抗战胜利后，重建药店，并分设东号和西号。东号位于民主街，西号位于解放路。杜同兴最盛期雇员五十多人，多系河南籍（淮帮）的药工。“杜”店在外地不坐庄，只在收购季节派员前往收购，不批发，流通资金有二万元左右。

杜同兴在沙市历史悠久，经年不衰，是仅次于“恒春茂”之大药店。

徐永顺、徐万顺、永顺义

徐永顺、徐万顺、永顺义三药铺为沙市徐门世医两弟兄徐策廷、徐辑阶和徐耀廷所

办。均在胜利街自已的住宅内以医代药。

三徐”以徐策廷（俗称徐大先生）和徐辑阶（俗称徐二先生），擅长治疗温病、杂病而负盛名，并跻身于解放前后八大名中医之中。凡病人上门求诊者，初诊必须在本店内“抓药”，二剂、三剂可另到他处。

兴茂源

民国 兴茂源药店仿单

“兴茂源”药店是监利人傅茂清于1940年在沙市三民路（现解放路）335号所设。傅

十八岁时（1909年）入“徐万顺”药店学徒，1925年入“义成昌”充店员。傅从事中药业务六十年，被誉为沙市三个半中药师之一。他善于辨别贵重药材如“高丽参”与“吉林参”、“天麻”与“洋麻”、四川“毛香”与云南“蛋皮香”之真伪优劣，还自制丹丸成药，独树一帜。据考，抗战前傅为“义成昌”药店所制的“安宫牛黄丸*20粒，因战乱封存至胜利，十年后剖之无变质现象，可见其炮制工艺已达相当可观的水平。

（来源：《沙市卫生志资料选编》/李葆真撰文）

五台故事||辛亥革命前夜的周家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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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1875年奏折）。1911年辛亥革命彻底结束了四千年的君主统治，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纪元。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五台境内照吞口周家私塾，审时度势，超前思维，适应变局，推动了社会进步，担当了历史责任。根据有关碑文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并参考有关历史资料，将五台这段重要史实记述如下：

一、六世私塾士子杰

照吞口位于五台县东清水河中游耿镇附近。从前清以来，周 家私塾士子辈出，弟子驰名。传到第六世私塾老师周云亭这一辈，是周家私塾教学比较成功的时期。周云亭生于1811年，卒于1879年。自幼“颇颖悟而性嗜武”，有“大丈夫当立功疆场”抱负，却因“应乡试屡选未售”，“遂谢棘闱教授乡里”（见周云亭德教碑文）。周云亭所处的年代，中国发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动乱，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大事。因山西表里山河，未受扰动，仅有1861年直隶流匪进入清水河上峪情况（参见《松龛全集》卷二21页），周家私塾虽位清水河上峪，但影响科举教学活动时间不长。周云亭教授30年，共教出武进士1名（盂县韩玘中甲子年正科[1863]）,清朝废科举前260年的时间,五台共考取进士16名,周云亭教出一名进士实属不易。教出武举1名（五台白廷柱[1876]），武生10余名。

晚年，周云亭知道了刀、枪、剑、戟冷兵器，不能抵御列强的坚船利炮。加上对科举弊端的自身体察，老先生对独生子周志贞不囿经典，博极群书，文武任择，无意仕途的自由学风未加管束，以期后辈适应千年之变局。1877-1878年，山西连续二年特大旱灾，山西经济遭遇重挫，山西全省的教学科举活动基本停止，照吞口周家私塾也只好关闭。周云亭老先生也于1879年去世，把七世私塾的教学和管理交给了周志贞。

二、《瀛环志略》洞事明

周志贞，字含章，号静山。生于1848年，卒于1908年。1928年任国民政府察哈尔省主席，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二级上将的杨爱源将军，在1931年周志贞德教碑中撰文称：“先生出生台州望族，濂溪儒风，七叶膠庠……博极群书，力能扛鼎，插架缥缃，幼儿饱腹……里居教授，是大口之儒生”。此言大致说明周志贞虽无意仕途，但邑内声望较高，被誉称处士实至名归。杨将军言称周处士“夜察星辰，识将衰之乾象”，把周处士形容为袁天罡、李淳风道骨仙风能预测天下更替的名士，似在穿凿附会。笔者认为是杨将军对周处士天文（各朝对应星象）地理（风水地气），学识渊博的崇拜，非处士神玄也。预测满清衰亡被证实，首推大势演绎也！1840年鸦片战争和1850年太平天国动乱，清朝政治的腐败无能已露端倪。1858-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后的狂风暴雨，已确定中国必然发生“数千年之变局”。1894年中日海战，中国海军全军覆没，“四千年大梦始唤醒”（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898年老顽慈禧又想借义和团力量打败八国联军，结果狼狈西逃，让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此中国屡屡丧权失地，人民水深火热，满清衰亡已成定局。其次，周处士敢预测满清衰亡，是受徐继畬《瀛环志略》影响。2016年周山仁所著《清末民初的山西教育》第198页讲“徐继畬之事业著作对五台士子影响较大，如赵戴文（民初山西省省长）14岁（1881年）时就阅读了《瀛环志略》……”阅读了《瀛环志略》，人们就会悟出中国战败就不单单是经济和科技以及没有近代兵工的表层原因，而是文化和制度的原因。自然也知道了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的局限性；还知道了民主共和取代封建政治体制是中国强盛的必由之路；更知道世界工商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或许有人疑问，《瀛环志略》会传给照吞口周家父子吗？疑问有所不知。从唐宋到1965年，五台清水河大道恰好路过照吞口。且不说东冶二、五、八，耿镇三、六、九的集市日期周转让离耿镇一华里的照吞口周家父子信息不会闭塞，徐继畬在耿镇走亲戚的足迹也提供了传播的可能。1859年徐继畬罢官回乡期间，去耿镇祭奠了已故的老姑父刘秉彝，并写了刘秉彝的德教碑文（见照片）。此时，《瀛环志略》问世十一年，国内已印刷了两版。1869年4月，徐继畬告老还乡，去忻州祭奠了元遗山墓，顺理推测也应去耿镇探望亲戚。据此判断，周处士最迟在1869-1880年就可能看到1866年同文馆翻刻校订的《瀛环志略》，从而坚定了数千年变局之预判。

三、劝子塾教谋略远

为了把周家高档私塾的好名誉传承下去，周志贞支持独生子周锡九参加童试以取得生员资格，在周家私塾执教。山西在1890年左右，经济开始恢复元气，士子科举温度开始回升。与此相应，五台清水河地区儿童受教育的要求与日俱增，这给周家私塾又带来生机。1891年，弱冠之年的周锡九考取了生员，次年食饩增生，第三年被省学政（亦称督学使者）岁试中録为雁北十三县优生第一（五台人叫大秀才）。当周锡九拟以优贡生进入国子监继续深造，准备择机参加科举考试时，周处士果断中止。为什么周处士中止儿子仕途呢？这里既有周处士审时度势运筹谋划，在千年变局中让儿子回周家私塾教学，为推翻满清做人才准备的考虑，也有科举之路很难把握且花费巨大的忧愁。据周山仁清末明初的山西教育讲，该时期考取进士约需600两银子左右，相当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农家600口人生活一年。还有科举造成的多是不学之才的厌恶。科举注重的是八股，讲求的是小楷。八股只能“代圣贤立言”，丝毫不能有自己任何思想观点的发挥。八股文作久了，势必会把人们的精神变得毫无生气。除院试、乡试外，会试多以小楷优劣确定谁中选，因为主考大人阅卷太累。读书人的精力思想全部消耗在科举上，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空空如也。新时代一旦到来，知识结构将难以适应。让儿子在自己的私塾内执教和研究学问，人身自由，书源广泛，思想活跃，个性张扬，是励志韬奋的理想安排。

周锡九回私塾任教，周家私塾如虎添翼。周处士把大部分的教学活动甩给了“八世膠黉”周锡九，自己在清水河流域察访天资聪颖的优秀学童进周家私塾深造。鉴于清末乱世，周家私塾又恢复了武学内容。

四、资助俊才指戎机

1898年，周处士在五台上门限石村访察到一个品学兼优的

学童，叫杨爱源。杨爱源时年12岁，有三个弟弟，父亲靠几亩薄田维持家人生活，拿不出学费到20里外的照吞口念书，周处士听说后慷慨承诺免费。

1902年，山西陆军小学成立并招生，这是洋务运动开展以来，西方学科不断引入中国的新鲜事物。“靖乱必用干戈”是周处士父亲所留箴言。周处士惊喜世变的前夜到了，平民的机会有了，爱国的机会来了，就动员杨爱源报考。这一年，杨爱源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父亲正指望他这个16岁的劳力养家糊口呢！周处士对杨父作了耐心说服，指出考取军校的价值比考上秀才的意义大，并拿出路费让杨爱源去太原报考。一同报考的还有李鸣鸾等几位同学，结果全部录取。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周家私塾考到省军校的30多名同学不知所措，郁闷彷徨。周处士知道后将杨爱源等同学叫回五台吩咐：“时艰孔急，正风云奋志之秋；国变匪遥，亦豪杰有为之会。投班生之笔，努力戎行；枕祖逖之戈，勿忘国耻”（周静山德教碑）。这样，杨爱源等学生欣然返校，锐意如初。1908年，杨爱源、李鸣鸾、梁续鳣、刘荣贵、王荣贵、王栋才等同学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参加太原起义后，1912年元月正式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并毕业，逐步走上军政大任之路。

直到1908年周处士去世前，周家父子每年往山西军校输送10名左右学生。周处士去世后，周锡九带着周家私塾张子奇等最后一批学生加上照吞口王林秀等有志从戎的青年共30名一起去太原报考了省军校，为参加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准备了人力条件。他本人也被聘为“高中学校及军官学校国文教习”。当时山西军校规定不愿意在军校继续学习军事的学生，可转入军校所属的高中学校学习，个别同学改了专业。

从1890年到1908年，照吞口私塾传统学制和教材没有大的改变，但两世名师乘势中国洋务远动，努力学习湖北、湖南的教改做法，在教学中追求吸纳新知，强调经世济用，增强学生忧患意识，促使学生向近代转型。在吸纳新知中，鉴于五台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条件不能像江浙湖广那样进行近代医疗、机械制造、理化科技等知识培训，只能按《瀛环志略》的地理知识了解一些域外情况。特别是欧美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坚船利炮，侵略扩展的情况，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必然发生“数千年变局”，从而思考中国出路，坚定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为适应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

五、矢志革命弃儒冠

周锡九生于1871年，卒于1968年。既然是清末“大秀才”，在教学中自然厚积薄发，举重若轻，学生们“被其泽者莫不以器识远大相期，莫不以得侍坐隅为幸”（见周锡九德教碑，下同）。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以来，有近代教学内容的教会学校如火如荼，公费、私费出国留学风起云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来，照相机、留声机、电机、内燃机、电报不断展示在国人面前，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生活观念。政治上，中国同盟会成立，力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宗旨和纲领，不断推动全国革命运动的开展，各种武装起义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对每年去太原送周家私塾学生参加山西军校考试的周锡九影响很大。1908年，满清江山摇摇欲坠山雨欲来之际，周锡九去太原后居然数月不归，这可急坏了他60岁的父亲周静山老先生。周老先生固然“默观世变，洞见先机”，“于趋庭之余，固已饫聆密训，宜其善继善述.......”（同上），希望儿子有历史担当，但自己年老，仅有一子，一旦太原革命发生，性命难有保证。虽然周老先生对儿子算命长寿，取名周丕令，但毕竟是虚幻预测，谁敢保证他不出事！因此老先生二次托病捎话，让儿子速回。此时，周锡九旁听近代军事课正入迷，迟迟不肯动身。不几天周老先生果然病了，就命侄儿们披麻戴孝谎称周老先生病故去太原报丧，才把周锡九哄回老家。周锡九回老家伺候老先生没几天，周老先生果真驾鹤西去。丧事毕，周锡九决定停办周家私塾，动员张子奇等在塾学生10余名和照吞口初级私塾学习过的王林秀等适龄青年20名去太原报考了山西陆军小学，大部分录取。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10月25日太原起义发生。在进攻山西巡抚衙门时，保定军校学生同盟会会员五台人王栋才和山西陆军小学学生五台人张子奇，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攻破巡抚衙门，将山西巡抚陆钟琦击毙，起义取得成功。

阎锡山赠送王栋才匾额

太原起义成功后，周锡九继续在山西军校任国文教员，并帮助照吞口周家私塾来军校的学生成长。1917年5月，陕西军人郭坚率2000人渡黄河入侵晋南，时任商震旅驻临汾营营长杨爱源接到清剿任务。杨爱源邀请了足智多谋的周锡九老师协同指挥，结果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杨爱源因作战有方名声大振，同年8月一跃升为商震旅第一团团长。从此，杨爱源在戎马生涯中一路撅升，官至国民政府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二级上将。

周锡九看到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无常，军阀混战不断，年届50岁的他自感身体不适应，于1921年辞去山西军校教官职务回家养老。此时，五台二高小（耿镇）已成立8年，周锡九又被聘为二高小国文教师，直到全面抗日开始。原山西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隽轩，连任40年原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蒋经国、李登辉战略顾问张子扬均是他的学生。

毛主席和赖若愚在一起

六、周家私塾将星多

截止1949年，以五台照吞口周家私塾为基础产生的国民政府将领10 余名。

1、杨爱源，又名杨星如，国民政府二级上将，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五台上门限石村人。

2、李鸣鸾，又名李子和，国民政府上将，二战区军需总监，伪山西省政府秘书长，五台黑石沟村人。

3、梁续鳣，中将，第六集团军军需总监，五台阎家洼村人。

4、梁中阳，中将，第三集团军军需总监，五台阎家洼村人。

5、梁中元，少将，山西省交通厅长，五台阎家洼村人。

6、刘荣贵，少将，其余不详。

7、王荣贵，少将，其余不详。

8、张子奇，少将，抗战后任天津市代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金刚库村人。

9、武守忠，少将，抗战时任保安11旅旅长，五台西岗村人。

10、王林秀，少将，1946年任大同守军师长，五台照吞口村人。

重要将领功勋

杨爱源，1937年中国发生全面抗日战争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司令，李鸣鸾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军需总监，在卫立煌、阎锡山的指挥下，在平型关外围布置了10万部队，策应八路军115师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7年10月忻口会战开始，杨爱源作为左集团军指挥，在宁武阳方口一线与日军血战23日，取得了中日开战以来最辉煌的战绩。1939年杨爱源在延安拜见了毛主席，表示了对共产党、毛主席的钦佩之情。

张子奇，山西陆军小学四期毕业，1939年任军统少将。1937年掩护北平市长张自忠南下进行了枣林会战，张市长壮烈殉国。

1939年以英租界天津电话局局长为掩护抗交日寇接管。电影《邪不压正》人物原型。

正如台湾学者方闻在《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第330页所言：“以吾五台，素号贫瘠小县，而能如此，以当日言，实非易事。推厥原因，则多系个人早年直接和间接接受《瀛环志略》影响，故得风气先云”。

此文成稿前，五台陡寺村阎喜堂老师对周云亭、周静山、周锡九、刘秉彝德教碑文进行了考证和注释，为作者提供了巨大帮助，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感谢耿镇村退休教师刘奋勇，周锡九小外甥杨为民为本文提供重要情况。

个别史实如有出入，请提出批评。

作者 武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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