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头古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3109号，是深圳最古老的城，如今称为“新安古城”，俗称“九街”，为历代岭南沿海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海防要塞、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集散地，亦是深港澳地区的历史源头。

据《新安县志》记载及考证，现存的南头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原为东莞守御千户所所城（其历史变迁参见“大事记”）。南头古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枕山面海，四周原有濠沟围绕，城垣范围东西最长为680米，南北最宽为500米。现北城墙尚存一段高低不等、断断续续的遗址，北墙北城门、西城门被毁，东城门虽存但已改为石块构筑，唯南城门保存完好。

南头古城内六纵一横的道路网与自然地势完美结合，辟有县前街、显宁街、永盈街、聚秀街、和阳街、迎恩街、五通街、牌楼街、新街等9条街道，故乡民俗称南头古城为“九街”。

2002年7月17日，南头古城垣被列入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较场2号（南头古城内）

类型：博物馆

游玩时间：建议1-2小时

电话：0755-26611170

门票信息：免费开放。

金庸题名的南头古城有啥来头？

文 | 林森

编辑 | 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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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着1700多年的发展史，虽然更换过好几次名字，但这片土地没变，我们扎根在这里，又或者我们飘荡到了这里，我们在这里奋斗，我们总要知道我们生活的城市之前是怎么样的。

——选自-南头古城博物馆怀念金庸先生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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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头古城，很多人可能已经感受过它如今的新气象，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浓缩深圳历史的地方，与金庸先生也大有渊源。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01

前段时间，圳长的外地朋友来深圳玩，在不断筛选地方后，我决定带他去南头古城逛一逛。既在市区中心，又有城市古迹，一举两得，我猜朋友来一趟回去也有得“吹”。

行至南头古城博物馆，朋友拉住我指了指博物馆馆名：“金庸？就是那个武侠小说家题名的吗？”来古城多次，我竟也像发现新大陆般看到馆名右下角，小小的“金庸”二字。

而“南头古城博物馆”七个字，苍劲有力。

后来得知，那是2003年7月，南山区副区长和南头古城管理处专门到香港拜访金庸先生，请其题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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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古城，不仅是深圳文化的根源，更是深港两地多年文化交流的源头，古代史中香港自秦以来就与深圳同属一县，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它不单见证了深圳的发展，也见证了香港的蜕变。金老先生念及于此，且古城博物馆是为深港两地文化根源考古研究而设立，自然是欣然应允，大笔一挥，便有了“南头古城博物馆”这样散发着侠义之气的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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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惊喜，也触发了我对南头古城再一次 的探访欲望。

02

有考古资料记载，在6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南头古城一带便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南头，也是深圳最早有史可查的地名，史称“东官”。

东官，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城池，是南海郡番禺盐官治所驻地。顾名思义，就是南海郡管理盐业的官员部门所在的地方。

到了东晋时期，南海郡的的东部和南部划分出来，设立东官郡，宝安县就是郡府的所在地，而南头古城就是当年宝安县县府的地方，管辖了今天的深圳、香港、东莞部分地区、番禺南部、中山、珠海、澳门六个地市。

简单来说，1700多年前的南头古城，就像福田的市民中心，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后随着历史的变迁，南头古城的定位也几经变化，直到1953年，彻底失去作为深港地区行政中心的地位。

令人没想到的是，“从一座城到一个村”，是这座古城千年演变的结果。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昔日繁华的古城也沦为一个人头涌涌的巨型城中村。

在深南大道的尽头，它悄然淹没在周围的高楼大厦中。

03

寻根与再生，是这座古城重要的选择，也是深圳人几千年的选择。

尽管改造前的南头古城是个历史建筑、文物古迹、城中村、旧厂房多种形态混杂的城中村，但也因此，它拥有了深圳这座城市难得的市井烟火气。

说起古城，大概很多人的记忆，就是从被安利一碗“九街糖水”开始。作为95年就开店的九街糖水，是陪伴一代代南头中学学子长大的味觉记忆。

何为九街？其实是古城的旧称。有资料记载，古城内六纵一横的道路网与自然地势结合完美，城内辟建九条街道，所以得名“九街”。住在古城的中年原住民也告诉圳长，小时候这里仍使用九街的名称，而他们自小也被唤作“九街仔”。

如今，岁月荏苒，古城也在经历着蜕变。

1997年香港回归时，新建八处仿古建筑；2017年深港双年展在古城的举办，将建筑与艺术进行了融合。通过对产房、街区、住宅、绿地广场等改造，提升了空间质量。艺术家们多样化的介入，也使这个古老的村落焕发了新的活力；2018年，南头古城被列为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之一。

去年，南山启动了南头古城“蝶变重生计划”，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变化的古城。

走在短短300多米的南北主街，现实与历史交互出现，让人有些许恍惚。有人说，南头古城商业化变得严重了，少了旧村的原始气息。也有人说，古城文化与商业、创意的融合恰到好处，更吸引年轻人。

对此，我们不予置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地方始终镌刻着千年的印记，如果你真的仔细领会，会发现，深圳并非没有原生文化。

这里有建于明万历40年的关帝庙，有600多岁高龄的南城门，有曾经管辖深港澳的新安县衙，有深圳唯一保存的会馆建筑——东莞会馆……

除了展现历史文化的展馆，大概最吸引年轻人的就是各类创意展、艺术家作品展以及设计师文创设计。

诸如设计的融合——设计.社区.城市》、《创新下的传统——老手艺与新未来展》、《垃圾去哪儿啦——环保互动生活艺术展》三大展览，就结合科技创新手段，与大家共同探讨城市创意设计与社会新问题。

《垃圾去哪儿啦——环保互动生活艺术展》展览

深港文创设计IP展

值得注意的是，当古城遇上新科技，竟有一番时空穿梭的在场感。

比如，由于拉链设计走红的网红博物馆——万化同源，就以艺术装置的形式，借着现代科技，给以大家一种时空感的冲击。

同样，南头1820数字展厅，采用三维镜头和立体环绕的多媒体影厅，给游客打造了一种全沉浸式体验。

在主街上，餐饮也是个亮点，既有香港百年老店，澳门连锁人气小食、轻饮，也有在古城经营了20多年的糖水铺、面馆，广州来的驰名糖水铺。

一趟走下来，我们打卡了襟江酒家、好好味面家、九街糖水等老字号，没想到，这里还惊现盐田才有的邓家传文糕。

图源：南头古城

毋庸置疑，老城有老城的魅力，也自有新生的能量。

04

上海有田子坊，广州有永庆坊，深圳有南头古城。

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圳长还会再介绍南头古城。穿过不过数米的拱形城门，我试图寻找这个村落代表的城市意义，但其实发现它不能被过早定义。

图源：万社设计

就像此次南头古城集群设计发起人钱源先生所说的：“ 一种各个时代的风格和历史共同糅合呈现的独特进行时态。”

古城维持着某种存在的状态，保护着一座城市的根部，可以说，它就是城市文化的里程碑。我们尊重它，不只在于它是历史实物的承载体，其实也代表着深圳这座城市精神的归属感。

图源：南头古城

同样，我们知道一座城市最初的模样，当然也需要去创造它的未来。古城发展的背后，需要某种文明和商业的和解，需要在原生的状态上，寻找新的文化IP，才能激活一个古老地方的魅力。

未来，它是怎么样的，还需要一个长期规划和运营。但至少得保证，它是被看得见的，而不是淹没于城市的钢筋水泥、灯红酒绿之中。

图源：南头古城

参考资料：

纪录片《深圳地名故事系列 南头古城》

公众号“南头古城”

*何可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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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命大的南头古城

东汉时期，朝廷废除了盐铁专卖制，改为收税制。深圳地区偏安陬偶，凭着“盐”这种商品，迅速积聚财富，连海盗也闻风而来了。东吴元兴二年、甘露元年（265年），为了防海盗的侵扰，吴国设司盐都尉，在南头筑起了一座城寨，作为治所。今天已无法找到它的任何残迹，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它是深圳地区第一座“城”，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足以令它永久铭刻在历史的坐标之上。

很早以前，曾有人提出疑问，司盐都尉这个官职，会不会是司监都尉之误？汉代以来，未闻有司盐都尉之设。《宋史》写作司监都尉，该职肩负一郡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之责，没有专治盐政的。况且司监都尉才可以称“治”，盐官还不够格称“治”。但大多数史家倾向于认为，由于深圳地区盐业太重要了，专设一个司盐都尉，也是有可能的。

制盐的模型

直到南朝末年，这座城寨才浸微浸灭，被称为“芜城”。它之所以沦为芜城，是因为南头升格为郡城与县城以后，其规模与功能，都不足以应付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在东晋年间，一座更大型的城池，在司盐都尉的城寨附近建起来了。2001年至2002年，深圳考古人员在对被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南头古城进行发掘时，清理出一条曲尺形的濠沟（其中东西长110米，南北长38米），宽约五六米，深两米多，出土了不少东汉、三国和两晋的文物。经过考古专家辨认，觉得这很可能是东晋时代东官郡城的护城濠，即使不是护城濠，也是郡城的排水沟。

一千七百年的建城历史，终于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对南头古城的描述，以前的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虽然宣称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但具体的记录，却大都是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建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开始。明代以前的一千年，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晋城护城濠的遗迹，为我们揭开了古城的千年神秘面纱。

古城牌坊

也许，这座古城的繁华与富庶，超乎我们的想象。当年即使站在塘朗山上，也可以遥见城墙内的热闹景象。护城濠沟里波光粼粼，城门洞开，人来人往。狭窄而拥挤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店铺，五花八门的招牌，熙熙攘攘的人流。即使听不见它的声音，也能想象出它是何等的聒噪。

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空气里混杂着煮食的烟火气、食物的香气、粪便的臭气与干草的腐气，形成了一种稠密人居特有的气息；官家的轿子从大街上经过，开路的兵丁大声喝斥来不及躲避的人；轿子过去以后，挑着担子的小贩又从横街钻出来了，敲打竹板、铁板，吆喝叫卖，声音远近可闻；打铁铺里“当当”的锻打声；肉铺里砍猪大骨的“咔咔”声；磨坊里“吱吱呀呀”的碾磨声；孩子在街上追逐嬉闹，惹得一片鸡飞狗叫；女人们嘴里发出“噜噜噜”“啰啰啰”等各种奇怪而独特的声音，呼唤自家的鸡、鸭和猪，构成一首复杂的多重奏乐章。远处的码头排列着一座座盐仓，公家运漕，舳舻相继，私行商旅，络绎不绝，市场的屠沽之辈，盐场的工人，码头的苦力、脚夫，谈生意的掮客，用鸡骨头和铜钱占卜算卦的巫师，终日为口奔驰，忙忙碌碌，使这座古城充满了活力。

南头古城

1980年代以后，在南头古城附近陆续发现数十座古墓，主要集中在大王岭、红花园、铁仔山一带，形成一个对南头古城的马蹄形包围圈，离城最近的墓只有两三百米，远的有一两千米。可以确认年代的，以东晋墓居多，东汉和西晋墓则较少，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深圳人口在东晋以后大幅增加的事实。

南头古城西边不远的铁仔山，曾经发掘出一百三十多座从战国到明、清的墓葬，是一个庞大的墓葬群。其中东晋和南朝时代墓葬，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青釉双系罐、四系罐、六系罐等，釉彩鲜亮如初，造型圆浑可爱；还有精美别致的三足砚台、铜镜、滑石猪、青釉唾盂和青黄釉鸡首壶等，为我们破译六朝时期的深圳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鸡首壶是古人用来做水壶或酒壶的，称为“罂”，相传由浙江越窑首创，“鸡”与“吉”谐音（但在现代粤语中，这两个字的读音却不相同），寓意吉祥，在西晋至唐代年间，广泛流传于南方各地。深圳发现的鸡首壶，很可能由南渡晋人带来的。由于北方云扰不息而南方相对稳定，东晋至南朝年间，晚渡伧荒，不绝于途。布吉、坪山、观澜的张氏，罗山、坪山、大鹏的赖氏等大家族，都是这段时期从江北迁入的。

南头古城的六朝墓葬，墓主身份虽无法确认，但在铁仔山的三座东晋墓和五十多座南朝墓，大部分是长方形的砖室券顶墓，分前后墓室，最大的墓室长近六米，宽逾一米，墓中还砌有仿直棂窗、渗水井和排水沟，规格豪华。在一些墓砖上，以雄浑有力的隶书刻着：“大兴四年辛巳岁宜封侯”“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等句子（大兴四年即公元321年，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彰显了墓主尊贵的社会地位，绝非一般寒人庶族的墓葬。据此可以推测，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深圳虽远在边陲，也开始有门阀世族的出现了。

南头古城博物馆

大约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宝安第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浙江一带爆发由琅琊人孙恩领导的五斗米道暴乱，史称“孙恩之乱”。本来，这场动乱发生在遥远的长江流域，与深圳关系不大，几乎没人听过孙恩的名字，人们照旧晒盐、耕作，闲时男人们照旧嚼着槟榔喝着酒，女人们照旧针头线脑过日子。唯一与这场动乱扯得上关系的，是几年前孙恩的叔父孙泰被朝廷流放到广州，曾在东官郡一带传播过五斗米道，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信众。后来孙泰死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不过，到了元兴元年（402年），孙恩作战失利，投水而死，其残部拥戴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廷对抗，史称“卢循之乱”。元兴二年（403年）卢循被晋将刘裕大军围剿，无法立足，率众浮海南下，刘裕衔尾追击。宝安县居民恐惧地发现，这场本来事不关己的战争，突然兵在其颈了。

元兴三年（404年）十月，卢循的舟师出现在大鹏湾外海面，黑压压一片，引起城中一片惊惶。人们担心卢循会在大鹏湾登陆，如果他们要进攻广州，这是一个很好的后勤基地，一旦夺取了东官郡，就可以兵临广州城下了。南头郡城里，虾慌蟹乱，一夕数惊。不少有钱人家已收拾细软，准备逃走了。但这次卢循却没有攻城，他的舰队如同魅影般掠过大鹏湾，经虎门直奔广州去了。

南头古城东晋南朝壕沟出土的三足砚台

宝安官民顿时松了一口气。没多久，从广州传来消息，说卢循已经占领广州，驱逐了广州刺史吴隐之，自封为广州刺史和平南将军。又过了没多久，听说朝廷已正式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反贼”居然摇身一变为朝廷命官，这个故事，宝安民众茶余饭后，聊作谈资。再过没多久，卢循的大军，打着广州刺史的旗号，摆出代天巡狩的姿态，威风八面地开到了东官郡城外。原来的官吏逃的逃，降的降，这座坚固的城池，未经战火蹂躏便归了卢循。对宝安百姓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

但实际上，晋廷招安卢循，只是缓兵之计。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卢循再次作反，统兵大举北伐。战争一直持续到翌年六月，卢循再次被刘裕所败，仓皇退回岭南，不过他没有逃到宝安，而是一路逃到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最后走投无路，亦步孙恩后尘，投水自尽了。

卢循的余部，四散溃逃，不少隐藏在宝安县沿海岛屿大奚山、南亭山和竹没山（今深圳伶仃岛、香港大屿山一带）的岩穴之中，不敢回到陆地，从此世世代代，过着趁浪逐波的生活，以鱼鳖为食，以捕鱼、采蛎、采珠为业，被人们称为“卢亭”（也叫“卢余”）。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做过清朝礼部尚书的钱以垲在《岭海见闻》书中，都提及“卢亭”，把他们描写为半人半鱼的怪物，兽形鴂舌，椎髻裸体，身有短尾，受惊则潜入水底，能伏在水中三四个月不死。明朝正德年间，香港大屿山哄传捕捉到一女卢亭，被渔民送到官府。初时她只会发笑，不会说话，慢慢才学会穿衣及食五谷类食物。不少学者言之凿凿，称广东沿海为数众多的疍家人，就是卢亭的后裔，却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

后人描画的孙恩、卢循之乱（图源网络）

南头古城与战祸两度擦身而过，似乎上天也特别垂爱这座新兴的小城。晋将刘裕在剿灭卢循之后，立即黄袍加身，逼东晋皇室退位，改国号为“宋”，自封为宋武帝，这是南朝第一个王朝，史称“刘宋”（区别于后来的“赵宋”）。新王朝实行分封制，以宗室出镇要地，都督军事，执掌军权，宝安是皇族的封邑之一。

按照朝廷规定，万户以上的封邑为子国，千户以上为男国。宝安不设县长，最高行政长官为男相。由此可知，当时宝安的人口，应在千户以上，万户以下。作为封邑，宝安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男相用地方财政收入经营自己的封邑，盖房子，修道路，加固城墙，过着膏粱文绣的生活。老百姓也间接获得好处，日子安安稳稳，吃上一碗太平饭。直到萧齐时，东官郡治迁往怀安县（今东莞境内），宝安县取消封邑地位，才恢复纳税。萧梁时期，东官郡改称东莞郡，郡治迁到增城。

尽管经历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兵戈扰攘，天下离乱，但宝安却一直安然无事，经济发展如常，民众安生服业，真是福大命大。唯一令居民感到有点失落的，是东官郡治迁走了，宝安不再是郡一级的行政中心，少了很多热闹。

读本号文章，品岭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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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有古城：作为源头的江南

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另一处入选名录的中国文化遗产是“盐城黄海湿地”。

良渚古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诚如与会代表所言，“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实证，申遗成功表明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中国城市的历史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城市”在当前“文明”考古学上的意义。按照现今流行的“文明起源”理论，“城市（遗址）”的发现，就是某一古代文化遗址，是否有资格上升为“文明”的最重要甚至最具决定性的指标。众所周知，两河文明，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之所以受到世人承认并享有公认的悠久历史，就是因为发掘出了相对早期的城市遗址。

于是，中国古城遗址的发现与断代，就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标志。历史上发现的中国古城遗址，比如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距今3800-3500年），新砦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在年代上都没有更大突破。因此，发现更早期的史前遗址，是希望寻找中国“文明”源头以建立谱系的考古学家最看重的一项工作。而寻找“古城”遗址，是这项事业中最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实践方式。

而2007年12月在杭州余杭发现的“良渚古城”，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在公元前2600-2500年之间，距今近5000年——无疑将这项事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之后的5年中，这座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还一度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直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了面积约425万平米的石峁古城）。当然，良渚古城在中国文明史上，以最久远的年代，始终享有“中华第一城”的称誉，至今未被超越。

良渚古城复原想象图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现

良渚文化最早发现于1935年，发现人是余杭地方学者施更昕。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他当时在良渚发掘出大量陶器、石器及玉器。陶器主要有鼎、壶、簋、盘等，石器有斧、钺、有段石锛等，玉器有璧、环等。由于最初的发现地位于余杭县的良渚村，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方式，将其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自被发现以后，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长江下游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浦赵陵山、武进寺墩，江阴高城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闵行区马桥、青浦区福泉山、浙江余杭莫角山等遗址被陆续发现，良渚文化才逐渐被认可为能代表中国南方史前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其中，又以位于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的瑶山和反山，以及上海的福泉山所发掘的贵族墓地最具代表性。

上述提到的这些贵族墓地遗址中，除了出土了稻谷、竹编、陶器以及丝麻织物外，还留下了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等数量极为巨大的玉器制品。而且，每件玉器上几乎都有非常精美的雕刻纹饰。

良渚玉器代表（图片取自良渚博物院网站）

那么，考古学家有理由设想，留下如此众多遗址，并能制作如此数量惊人的精致玉器的群体，不应是只能依靠狩猎采集谋生的人群。仅从对物质生产的朴素认识便可知道，即使在技术进步的当下，生产这些物质产品，也需要耗费能工巧匠相当的时日。何况在4500多年之前。

这无疑表示了，良渚文化的实践者应该具有发达的生产能力和健全完善的再分配制度。通俗地说，需要有人管理农业生产和分配，以养活相当数量专业从事玉器或其他物品制作的专门工匠。

进而联想到，这些入葬于瑶山、反山以及福泉山墓地，拥有大量随葬品的墓主人，生前不应只是某个村落的首领，而很可能是某个具有更复杂结构社会的一员。要证明这个“更复杂结构的社会”假设成立的方式，莫过于找到其真实存在的证据：比如，一座城址。

良渚古城立体图示（良渚博物馆制）

但一度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个证据迟迟没有现身，直到2006年6月～2007年1月，浙江考古研究所为保护良渚遗址，而将保护区内农民外迁安置，在为他们选址新建住宅的过程中，为妥善起见，对建屋点地下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试挖掘。

而这次勘探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是良渚时期的古河道，接着是人工堆筑的石块。再接下去，通过对良渚遗址周边的全面发掘，发现了由城墙及城墙内外壕沟共同组成的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有古城

那么，这座“良渚古城”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文化信息呢？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以下简称《发掘》）一文显示，“良渚古城的范围南北长约1800~1900、东西宽约1500~1700米，总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其布局大致呈正南北方向，从保存较好的东南角看应为圆角长方形。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底部宽度多在40~60米左右。”

城墙分布范围及发掘区位置示意图（摘自《发掘》）

如图可见，这座古城遗址在东北和西南角各依山势，西北沿东苕溪，东南则跨良渚港，基本为一个规则的封闭矩形区域。古城内部中心“有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人工堆建基址，还有反山贵族墓地等重要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分布彩图（杭州网新闻配图）

可以看到古城遗址内部各主要功能区的分布。除城墙和莫角山外，还可以辨识出居址和墓地这两部分主要分块，基本在城中均匀分布。在城中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中可见，这是“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高台，发现大片夯土层和夯窝等建筑遗迹，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除此之外，对古城内部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其中是否有道路存在，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具体布局关系，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根据《发掘》一文对整个区域的综合考察，还可以发现，“在城外，位于古城东北方向约3.5公里的自然山上，有瑶山祭坛和贵族墓地，位于西北方向约1.5公里的自然山上有汇观山祭坛和贵族墓地。”此外，在古城北部的塘山、南部的卞家山，还发现了良渚晚期的墓葬和其他遗址（包括玉料和码头遗迹都有发掘）。

这样，良渚古城的发现，就把从1930年代以来所有良渚文化遗址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那些随葬了大量精美玉器的良渚贵族墓地的墓主人，很可能在某个时段共同参与了以古城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留下了许多至今难解的玉琮、玉璧等物质文化遗存，也进行过包括农业生产和猎头远征（这很可能为那些玉器的功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在内的大量文化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史前古城尚未发现城门。这让人们不由得对史前城市的定义产生了一些困惑。但根据《发掘》的显示，“通过钻探和发掘，我们认识到良渚古城周围当时存在较大的水域面积”，同时古城外围码头遗迹的发现和城墙与水域之间有规律的间隔部分似乎都表明，水路网络在当时居民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与后来该地生活的百越居民的生活方式保持了一种气质上的连续性。

从“良渚古城”知道更多

良渚古城的发现，见证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的薄发。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史前文明还有许多 。比如辽西牛梁河遗址群、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以及河南偃师二里头古城遗址，都有早期城市的一些具体特征。

而相比这些新石器时代至文明史早期的古城，良渚古城自有其独特意义。首先，规模巨大，物质文化遗存之丰富，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良渚古城是上述古城遗址中唯一位于长江以南地区的。第三，它是这些古城遗址中年代最早的。

尽管良渚古城留下“没有城门”、“道路痕迹尚在发掘”、“城墙是否具有防御功能”等疑惑，但这都无法动摇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良渚文化”独一无二的南方因素的地位。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上世纪末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观点，预见了正因良渚文化等重要文化遗存的存在，足以修正原先“中国文明北方中心起源”的观念。

卫星地图：G320、G104国道的交汇

最后，良渚古城和良渚文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注定是考古学家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让我们跃出有限的平面地图，从更为立体的卫星地图，来审视良渚古城的位置。从卫星地图可见，今天G320国道（从云南瑞丽到上海）和G104国道（从北京开始，经过安徽到福州）在“良渚古城”所属的杭州湾平原相交。前者沿着钱塘江上游的富春江河谷，可以穿过浙西山地，进入江西、湖南等广义的南方，接入云贵高原。后者过江北后穿越皖、豫。这两条路线，在今天分别代表了从整个“南方”腹地和“北方”秦岭-淮河一线，两种人力、物力的流动方向。

那么在史前时代，这两个方向的人群流动——分别来自浙西和皖北方向——应该同样存在。这两股人群交汇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代表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来源。这样两个不同的人群交汇，恰好符合人类学关于文明诞生的“物质生产势差”理论，或许可以为良渚古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出现，提供有力解释。这也让我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同时期其他古城的出现，乃至对中国城市和文明发展的脉络有更深入的认识。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更多考古发现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