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1906-1987)原名李风瑞，别名李明阶，曾用名李轩。湖南省浏阳县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逝世日期1987年11月16日。

人物简介

李志民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年任乡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二纵队二大队四中队党代表、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红五军党委秘书长，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政治委员，红五军第六师七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二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第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组织部部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部长，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兼陕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生平

1906年7月9日生于湖南浏阳县高坪西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4年起，曾在家乡任小学教员、校长。

1925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春参加中国国民党，曾被选为国民党高坪区分部委员和乡农民协会副委员长。

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进行革命斗争。

1928年3月，在高坪参与组建区游击队，任党代表，在高坪、永和及江西万载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同年冬调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第二纵队中队党代表。

1929年任红五军随营学校中共支部书记。

1930年任特务大队副政委、中共赣西南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红五军党委秘书长，两次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

1931年春，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政委，同年夏任红五军第二师七团政委。

1932年春，任二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

1933年春，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参加入闽作战、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

1935年夏，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政委，同年秋任军团政治保卫分局科长，陕甘支队第四师十一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直罗镇战役。

1936年1月，任红四师十一团政委，参加东征战役。同年5月，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西征战役。

1937年春，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大队长兼教员、政治部组织科和干部科科长。

1939年夏随抗大总校到晋察冀敌后办学，任组织部部长。

1940年任抗大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

1942年兼任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校长。

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4年任第四军分区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冀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中军区野战纵队政委。

1946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委、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参加了正太、青沧、察绥、平津等战役。

1949年任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太原战役后，任第十九兵团政委，在西北战场参加扶眉、兰州和宁夏战役。曾兼任陕西军区政委，领导部队剿匪，并修筑宝(鸡)天(水)铁路。

1950年冬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委，1952年底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1954年2月，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任志愿军政委。参与组织指挥第五次战役和夏季进攻战役。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四枚、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1957年回国。

1958年初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9年任政委。

“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迫害。

1972年任福州军区政委，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任军委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7年11月16日病逝于北京。著有回忆录《革命熔炉》。

重要事迹

开国上将李志民以善打政治仗闻名军中，他曾用肥羊攻克城堡，与东北军激战，竟是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数日，双方竟无一伤亡。

李志民，参加革命前是一名村小学教师。

1926年夏，入浏阳县暑假政治讲习所学习，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次年4月，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李志民奉中共浏阳县委之命，调任红5军第2纵队任四中队党代表。从此开始其“善打政治仗”传奇的戎马生涯。

1931年11月，红5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机，组织一个团攻打会昌县城，强攻二十余天未克，部队伤亡惨重。军首长遂令红7团接替攻城。时任红7团政委的李志民在攻城前决定先开展政治攻势，再集中火力攻击。恰逢兄弟部队爆破城墙成功，守敌陷入混乱。李志民立马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士对敌喊话，展开政治攻势。乘敌人火力减弱瞬间，部队突入城内，仅两个小时，即全歼守敌，创造了政治攻势与突击攻坚相结合的成功战例。

赢取了以“肥羊克城堡”的军中佳话

1936年9月上旬，李志民所在部队红81师奉命南下，围攻易守难攻且有一团重兵把守的李旺堡。充分分析敌情后，时任红81师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建议采用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打法，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开展政治攻势。经过几天喊喇叭对敌宣传，守城敌军对红军态度越来越友好。李志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写了一封致守城敌团长暨全团官兵的公开信，晓义抗日救亡之义，还随信送给守城部队几头肥羊，表示慰问。第二天，守城部队即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同意撤出李旺堡，返回原驻地。当守城部队撤离时，李志民亲率部分队伍，列队吹起庄重的欢送礼号热情送行，使守城官兵深受感动，频频挥手告别。赢取了以“肥羊克城堡”的军中佳话。

1936年12月初，东北军王以哲部129师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西路军。红81师担负阻击任务。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指示，李志民发动指战员在东北军必经的路上写上标语或贴上《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传单，有的还抄贴一些抗日歌曲，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气氛。白天，李志民及时组织前沿阵地指战员向东北军喊话：“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入夜，李志民又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进行宣传，唱起《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东北军官兵深受感动，不断有人跑到红军阵地上，与红军官兵共抒联合抗日的情怀。就这样，红81师打了一场奇特的“阻击战”：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数日，双方无一伤亡。直到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官兵在阵地上留下“红军兄弟，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撤离战场，结束了这场漂亮的政治仗。

个人履历

确定正确的办学方针

高等军事学院（以下简称高院）位于北京黑山扈，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创建，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李志民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之初，主要是协助刘伯承、叶剑英（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欠佳离职后，职务由叶剑英接任）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员队伍的培养提高，大力抓环境的治理。

1959年1月，李志民升任政治委员。他在中央军委领导和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的关怀、支持下，与学院其他领导一起，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努力把高等军事学院办成陶冶将军的熔炉。3月，李志民在与其他党委成员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教学工作要坚持“四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训练与战备相结合。使学院始终保持正确的办学发展方向。

围绕教学开展工作

李志民十分重视教员的选拔和培养。李志民经常宣传毛泽东在抗大时强调的要重视教员作用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发挥革命熔炉的作用，关键在于有一支很强的教员队伍。李志民亲自参与教员的选调工作，要干部部门在军内外广招贤才，优中选优。李志民爱护教员，对他们非常关心。196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李志民得知军事教员路精武患脑溢血，生命垂危，已送三○九医院抢救，他马上驱车赶到医院，把院长、主治医师请到病房，当面了解病情。他接受了医院领导的建议，立即派车到北京市协和医院请脑外科专家一起会诊、抢救，终于使路精武转危为安。李志民尊重和关心教员，使教员感到很温暖，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全院教学工作搞得很有起色。

李志民很重视教材的编写。他在教学中既注重学习外军的理论和实践，更注重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经验。李志民常说：“我们不仅要尊重别人的经验，而且更应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自己的实践。30年来，党在领导武装斗争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这都是我们学习科学的最宝贵的基础。”他要求各教研部门自己动手编自己的教材。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到1962年1月，学院编出了一大批教材。李志民看后欣喜地说：“这些教材不再是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以我为主’的，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李志民相当重视学院和学员的作风建设。他认为，“学院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如果领导骨干能够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养成一种优良的作风，回到部队就会对部队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对于拖拖拉拉、疲疲沓沓的作风，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而要提高到革命意志的高度来看。一个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的人，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而拖拖拉拉、疲疲沓沓，往往是意志衰退的表现，这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作风，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李志民还常说：“活泼，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我们要使学院永远充满朝气蓬勃的气象，一扫暮气沉沉的气象。”为此，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李志民在学院组织了“将军业余合唱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合唱团总指挥。6月1日，合唱团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开幕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听说这件事之后，亲自安排合唱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看罢演出，周恩来上台与李志民握手，连声称赞演出团搞得好。并当即指示要扩大合唱团的规模，还让合唱团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

1959年10月3日的国庆晚会上，230名身经百战的上将、中将、少将，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整齐地站在大红旗前，显得格外威武雄壮。

“将军业余合唱团”在李志民指挥下，演唱了《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四首歌。每唱完一首，台下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一雄壮、热烈的场面摄成彩色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志民很重视请高层领导和知名专家来学院授课。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都曾到学院来视察或作过报告。杨献珍、艾思奇、许涤新、薛暮桥等先后来学院讲过哲学、政治经济学。陈毅外长作过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农业问题的报告，商业部长姚依林作过商业问题的报告，钱学森作过尖端技术方面的报告，等等。当时中央各部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学员们对请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作报告，反映非常强烈，视为来北京学习的重大收获。

重视高级干部读书班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读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找陈伯达列出了马、恩、列、斯的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决定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3个月，每次学二三本书。

李志民和学院其他领导对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光荣任务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专门教学组，由社会科学教研室副主任李方担任组长，认真备课，编写辅导材料和名词解释等资料，并在轮训前组织试教。

高干读书班共办了4期，学员为来自各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1期只有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学员都在100人以上。学员以自学为主，每个学习小组有一名教员辅导，有疑难问题，教学组经过讨论后再作小结。

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高级干部读书班越办越好，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和关怀。1963年11月30日，贺龙、聂荣臻元帅来到学院，接见第2期学员并合影留念。参加读书班的高级干部学习积极性很高，他们认真读书，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孜孜不倦。经过学习，他们普遍感到受益匪浅。他们毕业以后，回到工作岗位，还亲自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亲自辅导。一时间，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得知高等军事学院的高级干部读书班的情况后，专门请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介绍他们的经验。李志民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全国高级干部推广30本书教学经验的文章。后来，林彪别有用心，贬低马列，搞“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一套，在错误批判罗瑞卿时，又把学习30本书作为他的“罪状”之一，致使读书班中断。

在高等军事学院的最后岁月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学院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强大的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一开始他们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

工作组不死心，又立即把矛头转向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指责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而杨献珍在学院讲课时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思想，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观点。“合二而一”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若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不应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30本书教学本来是有很大成绩的，这时却成了一大罪状，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与他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院经过这次灾难性的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校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6月2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个问题的请求报告》，要求全军院校要积极投入这次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给李志民强加罪名，煽动造反派不分昼夜地轮番批斗，甚至拳脚相加，进行残酷迫害，还株连家属。1968年国庆节，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李志民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保护”起来。

1969年2月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1号文件，将原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消，合并成立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年10月，李志民和夫人刘平被赶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李志民被强迫改名李光，“监督劳动”达3年之久，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李志民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取得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87年11月16日，李志民与世长辞，享年81岁，新华社播发的《李志民同志生平》中，对李志民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长期致力于院校建设的军事教育家”；“他创建的革命功绩，将永垂青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 刚果民主共和国

陈毅 （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男，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四军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战争时期

陈毅，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现成都工业学院）。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

中国土改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4军代军长、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共产党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在上海市任职期间，曾着手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并下令对上海文艺界作出保护。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 中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陈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

人物逝世

1971年1月16日，陈毅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到达现场。逝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主要功绩

主要战役

黄桥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动进攻。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俘虏官兵4000余名，缴获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这次战役，对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孟良崮战役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国民党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国民党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浴血战斗，陈毅率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虏国民党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解放军打退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陈毅率军再次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三次进攻，国民党被迫西撤。

淮海战役（1949年）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解放军经过66天的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上海战役（1949年）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艰难的战役。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军队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共产党军队极力将国民党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取得了胜利，前后15天时间。

军事思想

陈毅的军事思想研究，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陈毅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陈毅传》，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是研究陈毅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陈毅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人物评价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同张茜和他们的子女谈话中说，陈毅是好同志，并高度评价陈毅一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肯定陈毅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够团结同志的。毛泽东还向在场的一位外宾说：“陈毅是支持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跑了，摔死了。他也是反对陈毅同志的。”

周恩来在悼词中颂扬陈毅一生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朱德写诗哀悼陈毅：“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董必武在挽陈毅诗中写道：“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

人物作品

陈毅主要诗歌作品哭阮啸仙贺昌

三十五岁生日寄怀

梅岭三章

十年

孟良崮战役

青松

红梅

幽兰

含羞草

题西山红叶

人民大会堂：共和国的红色地标 刚果民主共和国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之首，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共商国是、国家举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因其规模庞大、技术繁杂、文化艺术水准高、建造周期极短，建造人民大会堂在当时被视为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的诞生过程，凝聚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和勇气……

领袖的夙愿与大国工匠的智慧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十大建筑”之首的人民大会堂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上的一曲华丽乐章。这个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雄伟、庄严，设计建造风格独特，堪称世界一流。

作为中国最富政治象征意味的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一个政治地标，而且犹如一部立体史书，记录着中国铿锵前行的足迹，见证“人民”的力量与中国奇迹。

它的故事，要从延安讲起……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面对无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坐着大口吸着烟的各地党代表们乐观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建一个万人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各部门集中在中南海办公。中南海房子有限，党、军队、全国政协、政府机关，加上警卫部队，许多机构都在里边办公，很拥挤。特别是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后，没有办公楼，而是与党和政府的办公机构挤在中南海内，自然有许多不便。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北京城的改建问题时，明确提出要在北京建万人大礼堂的设想。7月，北京市规划局派人专门去莫斯科考察，准备筹建一座能够容纳万人的礼堂。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实现这个梦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为庆祝建国10周年，在北京建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展现10年来的建设成就。这些建筑追求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人文环境相协调。这些建筑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这些重大建筑工程中，万人大会堂要放在首位，其他工程还有：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后来被归纳为“十大建筑”或“十大工程”）。这些重大建筑的完工时间，定在1959年国庆节前。

据万里的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1953年元月被中央调入北京，和陈正人同志一起组建中央建筑工程部，很快成为国务院首任城建总局和城建部主要领导人。1958年又奉中央之令调入北京担任第一副市长（彭真任第一书记兼市长）和市委书记处书记，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周恩来担任十大建筑总指挥，我父亲为副总指挥。”

周恩来的意见，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知名建筑设计师调到北京来参加此项工程设计，集中力量搞好国庆“十大建筑”，他还特地提到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的名字，表示要请他们参加设计。周恩来特别对已经确定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建大会堂的位置做了考虑。他从天安门广场整体要形成雄伟壮观格局、中国建筑讲究对称、四周建筑物对广场中央有一个向心状态，以及方便中央工作等角度考虑，提出：大会堂设计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他的这个意见得到参与此项工作的专家学者、组织指挥广场建设的干部们的一致赞同。

10月6日晚10时，北京市、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负责同志亲自将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北京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的3份设计方案送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并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请周恩来审阅这些建筑设计方案。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后，又仔细看了各个方案。他认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大会堂方案比较好，建议设计单位都再研究一下各自的方案。

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即让秘书通知北京市规划局负责同志到中南海来。他在西花厅连夜主持会议，专门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会上，周恩来和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共同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3套方案，详细地看了3套方案的平面图和立体图。

在3套方案中，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规模较小，而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的设计方案是17万平方米，气势磅礴，并且有中央大厅。周恩来在审查3套设计方案时，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设计的方案。在场的人都看得出，周恩来对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十分倾心。据万伯翱讲，当晚，他父亲万里带沈勃、赵冬日等建筑设计专家赶到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非常认真仔细，反复比较敲定为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图纸，他特别指出大会堂观众席要3层，中间大顶上要红星五角大灯为中心，四周似花瓣放射，要葵花向太阳、繁星满天拱月般的灯光效果。”

时间到了10月16日凌晨1时，周恩来以决断的口气说：就用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至此，大会堂“体型”设计规划基本确定。

在讨论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布局时，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对位关系是建筑师们思考的焦点。如果大会堂和博物馆的大门正对纪念碑，彼此望去，通畅的视野就被正中间的纪念碑割裂，因此建筑师们让拟建的人民大会堂南侧盲墙、革命历史博物馆南侧石阙与已建成的纪念碑形成次轴线，使广场、东西两边的围合面向北延展，空间变得更加深远。这种布局也契合了中国传统造屋选址的理念，让人民殿堂、文化宫阙与英烈纪念碑各得其所，和谐共处于天安门广场。

“人民”二字实至名归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拆迁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万伯翱说：“党的威信极高，群众闻风而动。近4000间房屋得拆迁，人们立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皇城根下、天安门广场这黄金宝地，竟然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出现一家钉子户。”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他当年盼望的万人大会堂，1958年施工前他在周恩来的安排陪同下，率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彭真等亲自审查了大会堂的模型，万里和齐燕铭为他们做了现场介绍。毛泽东等人十分高兴又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会堂等地的设计和模型。

建筑专家们忙于设计时，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现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前身）已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打起了前战。9月9日，勘测处连夜调集在远郊各地执行钻探任务的工作人员回市里为人民大会堂进行前期勘察。

“‘十八台钻打擂台’，现在还在院里流传着哩。”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张文雪至今清晰地记得勘察工地上的那段佳话。天刚亮，工地上迅速支起18台手摇钻。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擂台赛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人们几人一组，负责一台机器埋头钻探。工作人员奔走于各个小组之间统计数据。天暗下来，工地上高高挑起一盏盏煤油灯，夜晚从不沉寂。有人实在困了，找个屋檐倒下就睡。直到今天，每当张文雪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仍能记得自己的梦常常关乎第二天一大早公布的比赛结果。

10月25日，施工指挥部对参加施工的职工进行了战前动员。

10月28日，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了波澜壮阔的海洋。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说：“有的工人没能进入天安门现场突击队还掉下了眼泪呢！”晚上挑灯夜战，经过广场的每个人，进入工地的每个建设者，无不感到时代的强劲脉搏。

万伯翱说：“虽然是‘大跃进’年代，但‘十大建筑’的施工，没有先进快速的掘土机，更没有进口的大吊车，都是依靠勤劳的劳动人民手中的大铁锹和十字镐等手工工具，上百辆汽车、拖拉机运出地基里挖出的断垣残瓦，再将成千上万吨从全国各地选出的最好的木材、石材、钢材等拉进工地。”

如同著名的战役造就著名的战将一般，修筑人民大会堂工程，也造就了一批敢想敢干的青年干部，他们的名字不仅和人民大会堂一起留在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而且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很高的领导岗位。

大会堂工程任务展开之后，全国建筑行业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陆续汇集到人民大会堂工地。最先来到工地的是全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紧随其后的是全国闻名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丁庆云混凝土工突击队”等等。

1959年8月底，人民大会堂全部工程完工，前后历时仅10个月。

9月9日凌晨，毛泽东在万里、齐燕铭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大会堂工地视察。期间，毛泽东向万里详细询问了工程的概况和施工的情况。万里汇报说，大会堂总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两万多平方米，故宫修建花费十几年时间，而我们这座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建成了。

毛泽东一听诙谐地对万里说：“你叫万里，你日行万里，好嘛！”万里也笑着说：“这是两万多名职工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的结果。”

万里还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万里回答道：“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人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嘛有些旧了、封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太长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自此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对于人民，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情感。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8年4月，毛泽东在五台山附近的繁峙县伯强村与村干部、群众座谈，毛泽东指出：不要迷信庙里的佛爷，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正是对人民的特殊情感，毛泽东把大会堂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会堂建成后，得到中外上下一致好评，在一直方便实用中彰显着中国的大国威仪，成为中外建筑精品，落成40年后曾获得“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

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殿堂

一提及人民大会堂，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在红都瑞金的一苏大旧址。一苏大旧址，位于“红色故都”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的谢氏宗祠。就是在这座看似寻常的祠堂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谢氏宗祠可谓“当年的‘人民大会堂’”。如今，一苏大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天全国各地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员络绎不绝，中央各部委也常有人回来“寻根祭祖”，感受当年烽火岁月里前辈们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的。

人民大会堂落成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举办地为中南海怀仁堂。中共八大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全国政协一届、二届会议及三届一次、三届二次会议，和一届全国人大及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直到1960年3月30日，从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才把全国人大召开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和办事机构也设在了这里。1962年3月23日起，全国政协第三届三次会议在这里举行。从此，全国两会一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69年4月1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成为党代会主会场。自中共九大起，历次党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人民大会堂作为主会场，见证了历次党代会，见证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幕幕。

自1959年建成，人民大会堂即成为人民行使权利、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和象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两会开闭幕式、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答记者问、代表审议，委员大会发言等等，更是让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980年8月，邓小平3天之内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访谈过程中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而通过这次采访，世界也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的认识。后来，法拉奇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人民大会堂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寸土不让。他那句著名的“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至今犹不时为人提起。两年后的1984年12月19日，经过中英双方两年22轮慎重和耐心的谈判，由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决策，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终于在人民大会堂签订。1987年4月13日，中国和葡萄牙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三楼中央大厅，即金色大厅，有“大会堂第一厅”之誉。因为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中国最高规格新闻发布会的场地，成为中国重大政策动向的“窗口”，有记者称其“金色大厅”。如今，两会期间的总理记者会在这里举行。从1993年起，全国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常态化、制度化，通常安排在金色大厅举行，成为中外媒体“两会新闻大战”的最高潮，也顺带着使得金色大厅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得享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之誉。

人民大会堂成为代表委员传达民声的舞台。而在人民大会堂外，近些年来，举办各种场所的听政会或听证会逐渐成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为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做出努力，实现着民意和政府的双赢。网络也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空间，近年的每年两会期间从“有问题问总理”“我向总理报民生”等网络栏目到代表委员博客、微博，网民通过投票、发帖、留言等向媒体及代表委员反映问题、表达愿望，十分火爆，务实而坦诚。不少网友的建议建言，还被代表委员写进议案提案，带进人民大会堂，会内会外良性互动。一定角度看，此时的网络空间堪称“网络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为政治而生，也见证政治风云变幻。人民大会堂见证共和国前进的脚步。

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后，曾有一段时间每周对外开放一到两次。但到“文革”期间，群众性开放已中断。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体现党拨乱反正的决心。1979年7月，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从决定国家根本性质和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到确立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人民当家作主从来都是决定性要素。人民是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些是中国人民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将来，都将发挥更强大的生命力。

人民大会堂，以人民的名义，走过沧桑，芳华依旧。过去、现在、未来，这座殿堂与人民永远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