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给人以智慧，故事给人启迪。包头市教育局推出【党史故事】专栏，回顾革命历史，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英雄先辈的光荣事迹，真正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落到实处，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

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李汉俊

“对于后进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会晤李汉俊后记录：“李汉俊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成员之一……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

会晤中，芥川龙之介问及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李汉俊说，过去的探索和现状已经证明，要改造中国不在共和，也不在复辟，唯社会革命之一途。

3个月后，就在李汉俊住的这栋寓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汉俊，亦将之后6年的青春岁月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李汉俊来了”，帮董必武理清了头绪

从湖北潜江市区驱车往东荆河方向行驶，行至远郊的一个丁字路口，进入袁桥村。过一片农田，路边渐次出现一栋栋两层或三层高的居民楼。其间一处空旷地带，立着一块纪念碑。

李汉俊的族人李生跃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里是李书城、李汉俊故居所在地，原先有几间低矮土屋，后逐渐倾颓，人们便在原地修建了纪念碑。“他们兄弟两个，李书城是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李汉俊在父亲的私塾里完成了启蒙教育，后随兄长李书城到武昌读小学，在李书城挚友吴禄贞资助下赴日本求学。李汉俊在日本读完中学，考入亚洲当时最好的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并顺利获得土木工程科学位。

李汉俊刚到日本的1904年，《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日本。李书城曾在书信中写道：“李汉俊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与日本进步人士河上肇常有往来。他信仰共产主义，得老师河上肇之启发甚多。”

1918年冬，李汉俊带着大量英、德、日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回国，住在上海李书城的公馆里。这一年，李汉俊28岁。

目睹中国的民众遭受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李汉俊在一封答朋友的信中抒发心中愤慨：“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

李汉俊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先后以“汉俊”“人杰”“汗”“先进”等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文章和译著。李汉俊盛赞马克思学说是现时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当时，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行其道。李汉俊向其发起论战，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只有一个浑朴的趋向”。李汉俊支持工人罢工和妇女解放运动，呼吁知识分子应与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然后社会的改造才是有希望的。

1920年2月，《星期评论》编辑部和总发行所搬至李汉俊寓所。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相继聚集于此，李汉俊成为《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就在这一时期，李汉俊认识了他一生的好友詹大悲和董必武。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为了民主共和两次入狱、两次亡命日本，一次次惨痛失败使董必武陷入深深迷惘。这3个湖北人几乎天天见面，他们促膝而谈，说到热烈处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情况，推荐他们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

董必武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架。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深入工人生活，他穿着很简朴的衣服

1920年6月，在上海渔阳里2号，李汉俊与陈独秀等人筹备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汉俊为成员之一。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12月陈独秀应邀赴广州工作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李汉俊一方面夜以继日编辑《新青年》杂志，另一方面与陈独秀、李达等为建立全国性党组织积极活动。李汉俊和李达分工，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各派两名党员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在广州的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中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场就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公馆。

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李汉俊离开上海来到武汉，自动脱离党组织，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多所学校担任历史系或社会学教授、主任等职，宣讲马克思主义，每次讲课“连窗台上都坐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今年80岁的甘子久是李汉俊的外孙，他所居住的武昌惠馨苑小区早些年曾经是武昌车辆厂所在地，与汉口的江岸车辆厂隔江相望。江面上船来船往，不时传来悠长的汽笛声，他的思绪被拉回到百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二七’惨案发生之前，我的外公李汉俊时常到武昌车辆厂附近的徐家棚一带给工人们讲课。为了深入工人们的生活，外公也和工人们一样，穿着很简朴的衣服。”甘子久说。

1923年1月30日下午，李汉俊带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赵春珊和另外3人过江，到汉口江岸车站会见了林祥谦。当晚，他们与施洋等160余人乘火车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回来的火车上，大家为总工会的成立而高兴得手舞足蹈。赵春珊回忆：“我们的李汉俊教授平日不苟言笑，这时也跳起来了。”2月4日，李汉俊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在罢工遭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后，李汉俊义愤填膺，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商讨斗争策略，并同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联系，研究情况，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为他签发烈士证：“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在董必武与张国恩的介绍下，李汉俊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湖北省政府中担任教育厅长，以加强共产党在教育方面的影响。

1927年4月，李大钊英勇就义。在武昌中山大学，3000余人聚会。李汉俊面对众人演讲，毫无畏惧地说：“常有一般号称革命的同志，均自以为是重要分子，不能随随便便地牺牲，这完全是错误思想。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有牺牲的决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汉俊立即同武汉民众一道愤怒声讨蒋介石。

1927年9月，桂系军阀纠集国民党各派在南京组成西征军，分三路进攻武汉。当时监狱中关押着两三百名共产党“嫌疑分子”，李汉俊和李书城以省政府名义要求监狱将他们全部释放，使他们免遭军阀迫害，为我党保存了大批优秀干部。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大肆屠戮，称“湖北省党务夙为共产党及投机分子把持”。南京政府明令通缉李汉俊、詹大悲等人，他们被迫藏匿于汉口日租界中街42号。1927年12月17日下午，桂系军阀胡宗铎与日租界当局密谋，派军警闯进中街42号，将正在下棋的李汉俊与詹大悲拘捕。当晚，胡宗铎将他们从租界引渡，不加审讯便将他俩押到汉口特别市公安局。晚8时，李汉俊、詹大悲被押往空场（今汉口焕英里）。晚9时，枪声响起，李汉俊和詹大悲壮烈牺牲，革命者在战斗过的江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2021年4月，武汉伏虎山烈士陵园内，李汉俊烈士的墓地掩映在苍翠挺拔的林木间，前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前来凭吊的甘子久老人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外祖父牺牲后，被暴尸街头数日，后由李书城的副官冒着生命危险将遗体运往武昌大东门长春观内。

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大钊灵柩移葬西山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当时的政府随后划拨一笔经费，由家人将李汉俊遗体移葬卓刀泉庙后的伏虎山。

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毛泽东、董必武在回忆中多次谈到李汉俊。1952年8月15日，毛泽东签发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道：“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董必武谈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汉俊时多次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52年，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烈士调查并发放烈士证，李汉俊墓地进行了第二次修整。此后至今，武汉市人民政府先后3次对李汉俊墓地进行了修缮，在原土坟基础上加固水泥，墓区也变得更加开阔。1992年，李汉俊烈士之墓成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再次修缮了墓地，重新书写了碑文，并修葺平整了上山通道。

来源 | 学习强国

编辑 | 赵 旭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启蒙阵地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法治初心”系列报道（七）

《新青年》编辑部当年在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的旧址。

文 |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张贵志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 | 张贵志

这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青年》编辑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出版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全国传播。

这里，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在此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这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孵化地，为党储备了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

这里，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地。

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既是《新青年》杂志办刊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1920年，节奏非常快，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筹备工作，几乎都在这栋楼内发生。”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健表示。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郝铁川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果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的演进，一定要去了解《新青年》杂志。

革命火种

从上海市黄浦区雁荡路路口沿着高大茂盛的梧桐树道往西走约一百米，穿过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小店橱窗，就到了南昌路100弄。

再往里走，老式里弄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而就在法治周末记者移步抬头的瞬间，一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铭牌赫然映入眼帘，这里就是南昌路100弄2号。

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两层楼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一正一厢，坐北朝南，独门独户，建筑面积约168平方米。

从这里出发不出几分钟，就能到达新渔阳里，翻过几条街，又是中共一大会址，这是早年上海进步青年最活跃的活动半径。

1920年初，《新青年》编辑部随同陈独秀来沪迁入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新青年》杂志，是一本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史专家、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公开表示：“没有《新青年》，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因为《新青年》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盏明灯，它是一面旗帜，它把中国最进步的人士给点亮了。”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 “劳动节纪念号”题词“劳工神圣”。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400页的厚厚专刊封面是罗丹的名画《劳工神圣》，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之题词“天下为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扉页上题词 “劳工神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开拓者之一的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这些推进工人运动、维护工人权益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较大轰动。

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这篇文章中介绍了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并希望中国工人也把“五一”看成是一个觉醒的日子。文中说：“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

这一年的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的400页厚厚的专刊“劳动节纪念号”。

就这样, 李大钊在党成立前后, 利用节日纪念等形式, 在工人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积极利用纪念活动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 推进了工人运动和其他革命运动的发展。

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表示，第一个劳动节，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年（1920年）的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成立，吸引了彼时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信仰的年轻人加入。

1920年6月27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6月28日，“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 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发行。

——上述记录，出自《俞秀松日记》。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俞秀松在日记中提到的“独秀家”，就是现在的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所在地。而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也正是在此处出版的。

早期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李龙在其《<共产党宣言>中的法律思想》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其中蕴含的法律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成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揭示与论证了法的本质，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民主与法的关系，指出了无产阶级运用资产阶级法律进行合法阶级斗争的道路，展现出先进的人权思想观念。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此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国内最早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组在这里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事实上，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覆盖不仅仅局限在上海区域，在其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发起组则派人指导，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

当时，《新青年》编辑部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孵化地，为党储备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

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就已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多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健介绍说。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1921年6月初，经陈独秀、李大钊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中共中央局机关，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直至1922年9月，陈独秀搬离此处。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

李龙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回顾与时代展望》一文中，将1921年—1927年称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启蒙阶段。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新青年》再次迁回上海。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人惨遭拘押，经马林、孙中山等营救后被保释。经此，《新青年》一度停顿。

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恢复出版并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新青年》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彻底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鹏飞在《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中提到；“《新青年》从一个综合性的同人文化杂志，嬗变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理论性机关刊物，是新文化运动史、五四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标志性事件。”

END

视觉编辑 | 王硕 朱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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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杨匏安旧居启动修缮 马克思主义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杨匏安旧居（杨家祠）已启动修缮，可望能在2019年5月对外开放展览。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理论家和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1918年至1927年，杨匏安迁至广州杨家祠生活、工作，在此撰写并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共三大后，杨匏安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与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成为国民党高层中的著名共产党人，为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杨匏安在国共两党担任职务，却为官廉洁，清贫自守，对党忠诚，坚贞不渝，充满革命热情和家国情怀，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永远学习的榜样。

杨家祠是共产党人在广州的重要红色据点。1921年春，广州早期党组织成立。杨匏安担任了党组织在杨家祠开办的注音字母训练班的教员，谭平山、林伯渠、阮啸仙等都来过杨家祠开会。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陈延年、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苏兆征等经常在杨家祠开会研究工作。瞿秋白翻译了《国际歌》后，常常与杨匏安在这里交流思想，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等人也常到杨家祠拜访。

杨家祠建筑正门上方的壁画是清末民初广府壁画画匠陈灼文所作的《雁塔题名》，表面的图案还依稀可见，需要进一步的修缮还原。“雁塔题名”是古代科举制度中进士及第的代称。在家门上方绘制此画，显然寄托了屋主希望子子孙孙都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的愿望。

据悉，杨家祠在2019年1月移交给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后，清拆、修缮、布展等工作业已展开。

广东省、广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表示，将进一步把杨家祠修缮好，加快征集与杨匏安、杨家祠相关的展品，丰富杨家祠革命史迹展的内容。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馆长颜晖表示，目前杨家祠修缮工作主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从檩条置换、恢复楼梯、内置基本陈列等入手，比如将住户私加的建筑构件拆除，将深藏底下的排水口露出等。整个修缮复原工作主要根据杨匏安后人回忆、古建筑专家现场检测等来还原建筑的历史风貌，希望能在2019年5月对外开放展览。

作者：索有为 刁定宏

编辑：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