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青花瓷

大埔县青花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工艺精良、造型多样、装饰丰富，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独树一帜；目前产量、出口量优势地位突出，居全国同类产品前列。

青花瓷是大埔县的支柱产业，也是外贸出口创汇的龙头产业。目前该县拥有200多家生产企业，从业人员近4万人；现有日用瓷、艺术陈设瓷等3000多个品种，至今年11月止，全县陶瓷销售收入11.2亿元以上，税收6347万元，其中青花瓷产值占全县陶瓷总产值近八成，产品远销美国、欧洲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埔青花瓷产地范围为广东省大埔县髙陂镇、光德镇、桃源镇、湖寮镇、百侯镇、枫朗镇、大东镇、-镇、三河镇、洲瑞镇、银江镇、茶阳镇、西河镇、青溪镇、丰溪林场现辖行政区域。

复原重大考古发现——龙坦窑青花瓷，开化匠人做到了！

10月18日，记者在青云陶社看到，开化陶艺人汪家良对出土的龙坦窑青花残片进行器型对照复制，以便仿制出更为贴近劳动人民审美的瓷器。据了解，青云陶社目前初步复烧龙坦窑器皿30余件，今年年底预计达到80余件产品量。

汪家良与龙坦窑青花瓷

“龙坦窑青花瓷试制成功了！”2018年1月15日，记者来到马金镇霞山村的“炻食”小筑，龙坦窑手工陶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汪家良从屋内小心翼翼地拿出两只白底青花的瓷器，只见瓷器青花发乌，表面绘有“拾”、莲花、小鱼的图案，不论是器形、花色都与开化龙坦窑出土的残件相似度颇高。

▲汪家良试制成功的瓷器

2017年12月18日，由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的2017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活动在宁波揭晓，开化明代龙坦青花窑址成功入选浙江8项考古重要发现。这次入选让这座珍贵的古窑拂去了历史的浮尘，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点击查看详情：开化这项考古发现轰动了！苏庄龙坦明中期青花瓷窑址，浙江最早！）

▲开化龙坦窑出土的残件

而早在这次评选活动之前，制瓷人汪家良就已经看到了龙坦窑对于浙江青花瓷历史的意义。2014年，汪家良放弃了在外的事业，选择回归家乡，一心投入到龙坦窑制瓷工艺的研究中，并成为了龙坦窑手工陶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汪家良说，他每年都会到窑址考察，研究泥料和青花料性，捡些瓷片做专业元素鉴定，并通过大量阅读历史资料，探究龙坦窑青花瓷的制作工艺。

▲开化龙坦窑出土的残件

▲汪家良试制的瓷器

“龙坦窑的秞和青花料配方与我们一般常见的青花瓷很是不同。”汪家良指了指手中的试制品，“你看，龙坦窑青花不够蓝，有点发黑，仔细看还能看到青花上有一些像铁一样的黑点，这都是因为这种青花瓷的秞层较薄。”所以在多次烧制过程中，汪家良不断地调整釉层厚薄，并调整窑温，这才成功地试制出相似度极高的龙坦窑青花。

▲成品泥坯

记者还发现，汪家良试制的青花瓷表面有一圈是不上秞的，颜色发黄，粗糙不平，饱含着岁月的痕迹。汪家良解释说，古窑烧制瓷器往往都是一个摞一个地烧，所以瓷器底部会与下面的瓷器表面接触，这一层往往是施不上秞的。“这发黄的一圈是龙坦窑瓷器与现代瓷器的区别，我用山上挖的红泥和上瓷泥，就烧出来了这种泛黄的岁月感。”

龙坦窑出土的青花瓷残件装饰纹样和字款非常丰富，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拾莲”与“富贵有余”两种。汪家良对照着图片上的残件纹样，一笔一画地绘制了相似的图案。“龙坦窑是民窑，纹饰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随意，我在仿制的过程中也试着呈现出了潇洒活泼的感觉。”

▲汪家良工作照

从2014年接触到龙坦窑开始，汪家良就开始试制龙坦窑残件，几年里经过数次的失败与经验总结，终于成功烧出了十几只相似度很高的青花瓷器。汪家良十分激动，“我想通过这次成功试制，可以慢慢复兴开化的瓷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起来。未来的开化，希望‘瓷’可以与‘根’齐名，成为开化的两张金名片。”

透过汪家良坚定的眼神，这座承载着历史的开化古窑，承载着开化制瓷人传承与复兴的朴素愿望，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

图文/余问清 胡卓姗

编辑/徐泽欢

监制/舒萍

来源/开化新闻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物馆日①丨青釉刻花瓷碗怎么做？来隋唐窑址博物馆上陶艺大师课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王金亚

5月8日，完成了升级改造的成都隋唐窑址博物馆焕然一新，重新恢复开放。常设展“锦江侧畔话陶瓷”将成都千年陶瓷历史浓缩其中，图片展“中国陶瓷小史”细述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一扇陶瓷历史艺术的大门在成都向观众正式打开。除了精彩的展览之外，博物馆内举办的陶艺制作体验和“康养陶瓷”美学雅集等特色活动，更是让观众流连忘返，融入丰富多彩的陶瓷世界。

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成都隋唐窑址博物馆又将送上怎样的惊喜呢？参加一堂陶艺大师课，聆听一场现代陶瓷与健康生活”沙龙，还有精美的文创周边等你来拿。

动手做个青釉刻花瓷碗

隋唐窑址发现于1954年，曾名青羊宫窑，是四川省迄今为止规模较大，保存完整的隋唐时期的窑场，也是成都平原迄今发现最早的青瓷窑场。该窑场创烧于两晋南朝时期，以烧制青釉瓷器为主，属南方青瓷窑系，为两晋至隋唐时期成都平原最重要的瓷业生产地，也是南北方窑业技术最早在成都地区交汇并衍生出本地瓷业技术，且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典型窑场。

青釉刻花瓷碗是隋唐窑址烧制的众多青瓷代表性产品之一，其上刻花线条简洁优美、结构精细、深浅恰当，具有层次感，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空间立体效果。

刻花装饰是指在已干或半干的陶瓷坯体表面上，用竹制或铁制工具来刻划出各种深浅、面积不同的纹饰。在陶瓷胎体表面的刻划装饰中，包含了剔花、刻花、划花、镂空、篦划纹、篦点纹等各种不同的工艺技法。隋唐窑址出土的文物中有部分就是采用青釉加刻花的方式，让器皿美观大方且简洁实用。

5月18日当天，观众可以在陶艺大师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做一个青釉刻花瓷碗，体会古人的匠心。

“现代陶瓷与健康生活”沙龙

陶瓷是中国古代先民抟土成器的伟大发明，作为一门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结晶体，陶瓷已成为生活艺术美学的重要载体,且应用于各种生活场景之中。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但它并非是传统陶艺的简单重复和形式延伸，现代陶艺的艺术性和功能性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的存在为现代文化连绵脉络提供了一条宽广通道，为精神疲劳的现代人挖掘内心情感和亲近自然提供了时间参照,也为现代人创造艺术化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条件。

如何将古老的窑口文化与最贴近现代人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如何让千年陶文化艺术精神得以延续，隋唐窑址博物馆试图从“陶瓷+健康”的角度重新定义陶瓷，探索生活美学与陶瓷艺术的极致融合。

5月18日当天，隋唐窑址博物馆将举办一场艺术沙龙，邀请四川大学出版社图书项目策划编辑、《新教育家》杂志社创办人、社长姚曦作为主讲人，与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际现代艺术中心雕塑艺术高级研究员王全文老师和多位艺术家坐而论道，围绕“陶瓷艺术和健康生活”进行深度探讨。

众多文创周边等你拿

博物馆日当天，还有惊喜等着到馆参观的观众朋友。成都市青羊区文物管理所的代表也将来到隋唐窑址博物馆，不仅为大家分享文物保护的知识，还将为当天探馆的观众送上他们准备的特别礼物，包括博物馆《青羊史迹》《沿着李家钰将军的足迹》《青羊遗珍》《文物保护法》、文创笔记本、文创鼠标垫、文创帆布包、文创钥匙扣，不要错过。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中国宋代北方刻花青瓷之冠——耀州瓷

2018年是耀州窑创烧1400周年，如今的漆河两岸仍然有窑火在续写着耀州瓷曾经的辉煌。从初期探索到发展兴盛，耀州青瓷是陶瓷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个曾经打破唐代“南青北白”烧造格局、刻花工艺风靡全国、有“十里窑坊”和“炉火不夜”之称的北方窑口，究竟是如何从宋代众多窑口之中脱颖而出的？

1961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70年代开始领队发掘耀州窑窑址；至今已经80岁高龄的禚振西仍然在做着耀州窑和耀瓷的研究工作。关于耀州窑，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讲述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 禚振西

发现耀州窑

耀州窑址因1931年修建咸榆公路、1939年又修咸铜铁路大面积动土，而出土了不少古瓷器，流散出去而引起了民间的关注。但耀州窑一直未被学术界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发表的有关耀州瓷器的所有著述，均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等等。学术界第一次了解耀州窑和耀瓷，来源于一次偶然发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这些标本由当时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进行鉴定。陈先生发现这批青瓷的胎釉特征和当时的越窑、汝窑、龙泉窑都不相同。并且，他在这些带有刻花、印花的青瓷片上发现了龙凤纹装饰。龙凤纹装饰的出现代表这批青瓷应当是贡瓷。陈先生随即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上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和这批出土的青瓷实物非常相符，所以他初步怀疑这批青瓷应当是耀州瓷。

第二年，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和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这次考察被认为是耀州窑科学考古调查的开始，也可以视为耀州瓷后来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先声。

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被定为考古重点遗址之一。在1958年到1959年间，由泾水考古队长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了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了8万多瓷片标本。

此次发掘是中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开始。而这8万件出土的耀瓷标本，则成为包括禚振西老师在内，众多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基础。此后，1973至1976年，特别是1984年至1997年，禚振西与其丈夫杜葆仁，对耀州窑开展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考古资料。

耀州窑对“南青北白”格局的打破

北宋 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 高21.9cm 拍卖信息： 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季拍卖会 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工艺精品专场 成交价： 5,480,000 HKD

耀州瓷一般以烧造青瓷著称，然而在烧造出精品青瓷之前，耀州窑经历了相当长的摸索阶段。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唐代中国瓷器的烧造格局为“南青北白”。即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南方以青瓷烧造最为兴盛。在创烧之初，耀州窑更多是在烧造黑瓷、白瓷和唐三彩。

顺着“南青北白”这阵潮流，耀州窑最开始也是在烧造白瓷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胎料、釉料和化妆土含铁量高的原因，虽然耗费许多人力和财力，却始终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

禚振西说：“瓷器含铁量低，才能烧成白瓷。含铁量的高低决定着白瓷的烧造精细程度。我将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白瓷的原因总结为‘三高’。第一是耀州窑胎料中的含铁量比较高，胎料中含铁量较高，烧造的白瓷就不会白。第二是耀州窑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高。第三是耀州窑化妆土本身的含铁量也高。三种原料含铁量都比较高是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耀州窑与当时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的邢窑作对比。邢窑白瓷的原料、胎料、釉料都比较好，所以不用上化妆土，邢窑就能烧造出精白瓷。中国古代烧造精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是在0.6%以下，白瓷最低也要在1%以下，然而耀州窑的含铁量是大于1%的。大于1%的含铁量已经超过了粗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更无法达到精白瓷标准。由于含铁量高，所以耀州窑最初在烧造白瓷的时候，还要另外再加一层化妆土。即便如此，耀州窑所烧造的白瓷仍然无法和当时的精白瓷相比较。”禚振西说。

顺应着当时社会潮流发展的耀州窑，在尝试烧造精白瓷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耀州窑的工匠们在烧造白瓷的实践中，认识到当时制瓷原料的特点：原料虽然不适合烧白瓷，但耀州窑的釉料非常适合烧造青瓷。从而工匠们大胆创新，重点发展青瓷器的制造。这一转变可以视为耀州窑在北宋发展至鼎盛的发端。

耀州青瓷的创烧，在唐代当时的瓷器烧造背景下，具有独特意义。它“逆流而上”，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格局，最终成为北方青瓷的烧造代表。

为什么耀州窑鼎盛于宋朝？

唐代中期，耀州窑开始烧造青瓷，到唐晚期，耀州窑青瓷已经烧造得相当精细了。经过晚唐、五代，耀州青瓷最终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发展。

耀州窑之所以在宋代达到鼎盛发展，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有整个社会手工业大发展的影响，有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但禚振西老师认为，如果从耀州窑自身来说的话，她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宋时期，耀州窑在制作和烧成工艺上进行了三项大的改革。

她说：“北宋时期耀州窑在烧成工艺上的三项大改革：一是发明了用畜力，也就是用牲口来进行泥料的粉碎，代替了以前的人力用碓臼加工，畜力保证了高质量泥料的大规模生产；二是唐、五代时期，耀州瓷烧造过程中，拉胚的轮子是木轮，到了宋代改革成了石轮。改用石轮不仅指将木轮的材质进行简单的更换，且对木轮里的轴承等构件也进行了改革。石制拉胚的轮子不仅速度快，同时非常平稳。由于此项改革，北宋时期耀州窑开始烧造出了许多大器，而唐、五代时期耀州瓷没有大器。现在耀州窑博物馆内就藏有大约30至40厘米的瓷盘和大瓶；三是当柴烧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耀瓷大规模的生产，耀州窑将原来的柴烧窑炉改革成了煤烧。耀州窑是我国第一个发明用煤来烧造瓷器的窑口。用煤做燃料，是耀州窑对北方制瓷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经过这三项大的改革，耀州窑的烧成工艺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而这三方面的改革必然会使耀州窑的烧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宋朝成为了耀州窑鼎盛发展的时期。

宋瓷在所有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中的占据比例是75%，也就是说，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数量众多的宋代窑址足以说明宋代工商业的发达。禚振西认为：“宋代虽然军事上较弱，但是文化、科技、商业，特别是手工业非常发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北宋时期，即使南宋偏安江南，也依然可以靠工商业支撑起整个国家财政。乡镇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所以用“瓷窑如雨后春笋”这句话来形容宋代制瓷业的发达，我认为非常贴切。”

可以说，耀州窑自身在烧造工艺上的大变革和宋代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共同促进了耀州窑的大发展。

从“青瓷刻花之最”看耀州窑装饰工艺

同样是青瓷，作为北方青瓷代表的耀州窑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相比，其有着自己独特的美。

耀州青瓷的透明度比较高，由于是煤烧，所以耀州青瓷在釉色上会略偏一点黄。和越窑青瓷釉面呈半透明相比，耀州瓷的釉面相对来说比较透。因为釉面较透，所以耀州瓷更适合釉下装饰。

耀州窑有“青瓷刻花之最”之称，刻花装饰是耀州瓷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刻花装饰事实上是由最开始的剔雕花演变而来。总体来看，耀州青瓷的装饰演变可分为划花、剔花、刻花、印花几个过程。这几种装饰工艺在耀州瓷上的使用总体呈现出从探索到追求艺术性，再到提升装饰工艺制作效率的过程。

划花是耀州青瓷最早的装饰手法之一。通常以尖状工具划出简单的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禚振西说：“晚唐、五代时期，划花开始运用于耀瓷之上。五代时期，耀州瓷在运用划花的同时，还发明了减底剔花工艺，这种工艺一般常见于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耀瓷之上。减底剔花工艺由匠人们逐一在瓷器上进行雕刻，艺术效果非常好。但由于减底剔花生产比较费力，产量低，所以供不应求。于是，北宋早期开始出现了刻花。刻花也被称为两刀刻法，一刀深刻，一刀削泥，相比减底剔花，刻花的工艺制作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这种刻法既保留了减底剔花的立体感效果，又体现出刻花刀痕的犀利，具有了宋代耀瓷的独特特征。”

宋 耀州窑刻花碗 局部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印花连生贵子纹笠式盌 局部

左：缠枝菊纹盏内范 右：青釉印花缠枝菊纹盏 耀州窑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耀州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似乎刻花也有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于是在北宋中期，耀州窑又进行了工艺装饰的大变革。

禚振西说：“由于制作速度的供不应求，刻花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印花。印花是先在泥料上刻出不同的纹饰，然后将泥料做成馒头型的‘印花模具’，然后工匠们按照模子的造型和尺寸确定高度与大小，再将拉胚制作好的碗盘类圆器素坯倒扣在印模上，就能得到精美而复杂的印花纹饰了。这种印花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按照印花模具来做的，所以工匠们一般在模子上会力求完美和多样化，整个花纹布局和图案构图会非常丰富多彩。”

印花装饰工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耀州青瓷日益见长的需求，这种类似于现代工厂“流水线”一般的纹饰工艺制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禚振西说：“印花工艺是根据刻花工艺演变而来的，而且影响到众多窑口的学习和使用。宋代整个瓷器的印花装饰一种是模仿定窑模具，一种是模仿耀州窑模具，这是两种不同的装饰风格。尤其是耀州窑的缠枝菊花纹，当时风靡全国。耀州窑之所以在北宋中期达到鼎盛，在国内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就是因为有耀州窑印花工艺的推广。”

五代精品耀州窑是否是柴窑？

五代耀州窑花口盏 高4.7cm；口径14cm 拍卖信息：西泠印社2017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历代瓷器专场 成交价： 103,500 RMB

欣赏耀州瓷，不少人都将目光放向了五代时期的天青釉耀州瓷。无论是釉色还是装饰工艺，五代精品耀州青瓷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性，让许多人叹为观止。

1985年，禚振西提出了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有可能是柴窑的观点。她说：“最开始，我们发掘耀州窑遗址的时候，虽然有零散的天青釉五代器出土，但是并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地层，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文化层的叠压关系。1985年，我们发掘出了五代耀州窑的地层。在最开始研究五代耀州瓷的时候，我以《坦斋笔衡》文献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为依据。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耀州窑曾经是仿汝的。最初我一直将耀窑天青釉器作为仿汝瓷来进行研究，但后来我发现这其中年代上不吻合。汝窑的烧造时间是在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时期，如果耀窑是仿汝，那么年代一定是要比北宋晚期还要晚的。但是，根据我们发掘出的五代耀州瓷地层出土的瓷器来看，这批天青釉的时间明显比北宋还要早。这说明早在五代，耀州窑就已经烧造出了天青釉。”

禚振西将不同地层出土的不同年代的瓷片进行对比，从形、胎、釉、造型、纹饰、图案布局等多个方面进行排列比较。当她发现五代天青釉碎片在宋代的地层下面时，她便开始研究比宋代还要早的天青釉到底是什么。她查阅各种文献，最终发现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器与《格古要论》中记载的柴窑特征一模一样。她说：“我之所以能在1985年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支撑我的观点的是我发掘出土的瓷片实物和地层关系。”

五代耀州窑究竟是不是柴窑，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学术问题，在尚未有定论之前，也一定会有更多学者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去研究耀州窑，研究柴窑。

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导致耀州窑青瓷走向衰退

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耀州窑当时曾为朝廷烧造“贡瓷”。古书记载，耀州瓷在最辉煌的时候，漆河两岸陶坊非常密集，史称“十里陶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炉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灭，成为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

然而，一个窑口的盛衰并非人力能左右，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总体来看，金代基本延续了北宋时期且继续发展，但金代晚期和元代，耀州窑青瓷开始转型逐渐走向衰落。

关于耀州窑青瓷没落的原因，禚振西认为：“金承宋制，宋以后的金代对耀州窑青瓷仍然有所发展，我们一般认为，耀州窑唐代开创且多方探索，五代成熟，主烧青瓷。之后的宋、金一直以青瓷为主，金后期的耀州窑青瓷开始衰落，逐渐走大众路线，将原有以烧高档青瓷的特征，改为大量烧民间用瓷。史书《铜川县志》记载，耀州窑的没落原因是毁于金元战火，对于这种观点，我本人持不同意见。”

战争是影响窑口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绝对原因。五代也是战火频繁的时期，然而五代的耀州窑却烧造出了精美异常的天青瓷。禚振西认为，耀州窑青瓷衰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瓷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

她说：“商品经济决定了人们在选购瓷器时，必然要‘货比三家’，要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市场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即‘龙泉青瓷兴盛之日，就是耀州青瓷衰败之时。’”

南宋时期，龙泉窑异军突起，在薄胎厚釉技术、造型和装饰手法上频现突出成就。南宋时期，龙泉青瓷达到了质量高峰，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龙泉窑在南宋，基本属于青瓷中的‘后起之秀’，然而它一进入市场，便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禚振西说：“就像耀州窑曾经‘取代’了越窑一样，龙泉窑同样在南宋‘取代’了耀州窑。龙泉窑之所以能取代耀州窑，是因为它集南北青瓷之大成，特别是南宋晚期，它直接面对的是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然而耀州窑在此时，基本处于和国际市场脱节的状况。我们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的盛衰必然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窑口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就包括了瓷器原料影响的要素、所处环境的要素等等，我们要多方面去分析。”

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南宋整个经济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禚振西认为：“北宋时期的耀州窑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和它窑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同样和统治者的需求、要求、扶持有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种种因素，导致了两宋之后耀州青瓷的衰退，我们应该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艺术品鉴》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