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中都钟楼，始建于大明洪武八年（1375年），与中都鼓楼遥遥对峙于中都城午门前的云霁街两端，是中都城的重要附属建筑。据史料记载，中都钟楼和鼓楼“同一制度”，台基南北长80.12米，宽36米，高16米，台基和楼宇通高40.1米。中都钟楼毁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

201６年我县决定重建钟楼，并于２０１７年动工建设，土建工程用时近两年，于2018年底竣工。由钟楼东望，洪武大道贯穿南北，云霁街畅通东西，再现了明朝初期大明中都煕煕攘攘、车水马龙的盛况。目前，大明中都建设依旧热火朝天。午门前的洪武公园基本竣工，明中都旅游中心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大明门门券已见雏形，承天门、外金水桥已发掘完毕。钟楼的建成、大钟的轰鸣，将翻开大明中都建设的崭新篇章。

在农历己亥年新春来临之际，2月3日上午，凤阳县首届大明中都钟楼“钟鸣盛世 祈福凤阳”活动就在钟楼文化广场举行，当天第一次敲响了我县祈福的钟声，也昭示着大明中都钟楼历经磨难，终于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既名“钟楼”，其上的“钟”就不可不提。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近距离了解一下，钟楼上的“大钟”。

钟楼大钟内景

大钟由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铸造，重36吨，总高5280mm，口径3360mm。金属含量为：含锡量15-16%，含锌2-3%，铜含量83%。大钟外形参照南京大钟亭“洪武二十一年铸”大钟，钟上铭文刻有：明代凤阳府示意图、凤阳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明朝宋濂所著的《凤阳府新铸大钟颂》、张树虎创作的《钟楼序》及凤阳县委、县政府落款等。

效果图

一起来揭秘大钟是如何建成的吧！

点击可查看大图

大钟铸造过程中的内模↓

建成

吊装

图片来源：张树虎 资料及部分图片提供：县重点局

编辑：赵文君 高洁 郑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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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胡仲文与故宫金编钟（七） 编钟

盐业银行旧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与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英、法租界。

失去了租界的保护，日本人更加猖狂，此时他们已经用不着使什么美人计、认干亲这样的迂回战术了，而是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宪兵队，美其名曰：参观。一时间，天津市面上盛传陈五爷让日本人抓走了。与此同时，大批的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打着寻找合适的防空洞，要丈量地下室的名义，把盐业银行的地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幸好此时金编钟早已转移了，日本人最终无功而返。因为没有丝毫证据，日本人也只得把“参观”完宪兵队的陈亦侯放回了家。此时，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就这样，金编钟静静地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金钟依然沉睡着。不久，国民党孔祥熙在来津“视察”之前，派了要员为他做准备，同时也打听金钟的下落，来人找到陈亦侯，这个人恰是陈亦侯早年的京师译学馆读书时的同学，陈亦侯便以抱怨、责难的口气，向他大发雷霆：“你们把金钟扔下不管，跑走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头，你们要我毁掉它。今天又来找我！要找，你们去找吴鼎昌！”国民党派系之间利害斗争是尖锐的，孔祥熙知道不能公然侵夺吴鼎昌的利益。于是，事情便不了了之。

未几，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来追问金钟，由天津市警察局长出面查办，案由是陈亦侯在日伪时有附逆行为，金钟属“敌伪产业”，照“法”应予没收，而陈本人则应以汉奸治罪。这是查无实据的事。警察局长与陈亦侯本来有旧，由于他的担保，总算躲过了军统特务的毒手。

没有到追问的胡仲文，心中一样坎坷不安。蒋介石在他的统治行将垮台时，企图用强迫收兑现金银的手段，挽救经济的崩溃。在天津，马路上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凡检举隐藏金银者，奖给所值百分之七十，被检举者科罚两倍。这种优厚奖励，对某些知情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胡仲文当年曾说：“与我们共同秘藏金钟的两位普通劳动者，我的工友徐祥和陈亦侯的汽车司机杨兰波，才是真正不为金钱所动的好汉！要知道，他们只要打个电话，写封信，就可以称为百万富翁。”

胡仲文全家照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了。天津私营金融业奉命停业三天。

一月十八日，胡仲文上班以后，立即函呈天津市军管会，代表盐业银行献出了有他秘密守护了九年的金钟和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当时陈亦侯原在上海，献钟后，胡仲文又一次见到了陈亦侯，两位老人旧事重提。胡仲文说：“我太性急了。”陈亦侯激动地回答：“亏你帮忙，我真感激你啊！”

十六件金编钟，今天又回到故宫了。关于它的不平常经历，现在已经很少为人所知。当年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曾以此为素材，拍摄经典故事片《国宝》。当年“峨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先后访问了陈亦侯的家庭和胡仲文本人。影片没有照搬事实，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采用艺术手段歌颂了爱国主义。

本文承淮安朱虞生（胡仲文岳父）的嫡堂侄孙女婿陈配明先生（90岁）口述不少材料，在此表示十分感谢。

陈配明

作者：高建平

淮安胡仲文与故宫金编钟（四）

追忆 |护藏国宝金编钟——我的父亲胡仲文 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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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仲文

民国十一年(1922年)，留居清宫的逊帝溥仪，仍按照清代帝王礼制的旧例，准备盛办“大婚典礼”，但这笔款清宫拿不出来，最后只得从清室的财宝中想主意。他们搜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用这些财宝向北京盐业银行贷款40万元。这当中最昂贵的当属十六只金编钟。

这十六只金编钟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但金编钟到期未能赎回，由盐业银行补给一笔现款，金编钟归了盐业银行，在外商保管库密藏。以后由于在财务上作了手脚，金编钟成了账外物资。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密藏金编钟之事不久即泄露于世间，当时军阀和国民政府都希图染指。北京街头也曾谣传此事，内务府不得不在报上辟谣，盐业银行亦矢口否认。

“九一八”事变后，盐业银行惟恐北京不安全，1932年就秘密从北京运到天津法租界，存放在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位于今和平区赤峰道12号）带有夹层的地下室库房里。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日本特务就千方百计探听十六只金编钟的下落。由此，引出了1940年胡仲文、陈亦侯两位志士密藏国宝金编钟的故事。

我的父亲胡仲文生于江苏淮安，5岁随父母迁津。其故居位于和平区成都道永定里15号，这是北四行的房子。父亲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是同乡同学。在求学期间，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父亲南开大学商科毕业后进入金融业，历任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储蓄会副总经理，联合银行经理、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总秘书，盐业银行董事。他是一位业务熟练、处事果断的金融家。

胡仲文旧居（今和平区成都道永定里15号）

当时，作为盐业银行经理的陈亦侯对谣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而深感不安，于是电报请示时任贵州省主席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询问在难以保存金编钟时应如何处理。吴鼎昌的回电很简单，只有一个“毁”字。但陈亦侯认为金编钟系国宝，毁了太可惜，而放在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地下库房也不安全，二人遂来到我的父亲胡仲文住处（今和平区成都道永定里15号）商议如何保护金编钟。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将金编钟隐藏在不显眼的位于英租界的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里（今和平区解放北路147号，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所在地）。

1940年4月底的一天夜里，天气阴沉，星月无光。胡仲文、陈亦侯约定好在晚上11点运送金编钟。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开始转移金编钟了。他们将金编钟小心翼翼的装在四个大木箱中，由汽车分两次运到北四行储蓄会。第一次由中街（现解放路）直接送到。第二次则绕行很远的佟楼再折回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些昂贵的金编钟运进了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的库房。第二天，父亲令庶务买了几吨煤末堆在地下室门口，这样地下室的门就看不见了。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领事曾多次盘查，但胡仲文、陈亦侯、杨兰波和徐祥四人均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关部门也派出警察、特务，多次探听金编钟的下落，二人均推说不知其详。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陈亦侯立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给政府。经历近十年的风险后，国宝金编钟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公开展出。

2016年7月，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在北京家中接受采访。

解放后，我的父亲胡仲文的银行公私合营后，曾任董事职务。后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父亲和陈亦侯伯伯的爱国情操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也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胡宗渊口述 金彭育整理）

为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挖掘、整理和宣传好历史名人家风家事、爱国情怀，天津广播电视台滨海广播、中共和平区委宣传部、和平区文明办联合推出“寻找历史名人后裔，担任文化志愿使者”系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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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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